张增国：重塑中国孝文化，构建农村养老保障

在传统意义上，孝文化即指“孝道”，它所涉及的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的人伦关系处理问题，这既有理念上的，又有实践上如何具体操作的方式[5]。孝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经过历代圣贤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积淀，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而且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和德行评价的标准。

农业经济是孝文化产生的根本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从高度发展的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凝聚起来的，是典型的农耕文化。长江、黄河沿岸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业经济，尤其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几乎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经济视为立国之本[6]。农业经济的长期延续，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孝文化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经验显得非同一般的珍贵，对人类的生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它被神秘地解释为祖先们通过所谓“体天意以施诸人事，修人事以合乎天意”的体验而奠定的。遥远的祖先所奠定的传统经受住了长久的考验，因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了十分神奇的性质。然而，在那样的社会中，经验的积累、知识的增长都相当缓慢，一次“教育，终身受用”是人们的普遍信念，这就逐渐形成了一家之长在生产与生活中的权威地位、核心地位。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人生如逆旅，总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众多规律之下，随心所欲而不碰壁。不过，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他要学习的那一套，我们称作文化的，是先于他而存在的，教化过程是代替社会去陶炼出合乎一定的文化方式中、过群体生活的分子。教化性的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教化权力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有个稳定的文化，长幼原则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7]，从而对经验的尊崇，自然转变为对掌握经验之人的尊崇（具体表现为恪守传统与祖先崇拜的合二为一），这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恰恰是孝的观念得以产生的深层机制。在农业宗法社会里，祖先及其所奠定的原则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因而在人们心目之中，“数典忘祖”是最可耻的字眼，人们总是小心翼翼而执着地维护着祖宗规矩。这就是孔夫子所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