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提高工资就是提高国家竞争力。
让公众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既是全体劳动者对“荷包鼓起来”的美好希望，也是进一步改善民生工作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结果，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最更大人民的可支配收入，这样的结果将对刺激内需有积极而正面的影响。当然有人基于企业的成本计，认为这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比如那个曾经向邓小平建议过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休克疗法的张五常，他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新劳动法惹来的祸，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虽然我早就知道会有大麻烦，可没有想到麻烦会是那么大。工厂倒闭，老板炒员工，员工炒老板而诉之于法，劳、资双方敌对，手法千奇百怪，极具想象力。这一切，不是我事前没有想到，而是没有想到那么严重。这几年从国内跑到外地——尤其是越南——去设厂的炎黄子孙不少，转移有利阵地也。近来传言四起，说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问津越南者急升。我不反对国内的厂家投资越南或其它廉价劳力之邦。为了生计，或要多赚钱，无可厚非。我反对的是中国推出法例，把投资者赶到越南等地方去。
一、从微观经济角度出发：
许多实证研究也大多支持了效率工资理论的有效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亨利·福特的高工资实践。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将工人的工资从每天2.5美元大幅提高到5美元，这样的工资比当时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几乎高出了一倍。绝大多数人预测，高昂的工资将很快压垮福特公司。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福特的高工资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估计，就在实施新工资政策的当年，福特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1％。正是这种突破传统思维定式和大胆的创新行为，亨利·福特也因此被称为美国“20世纪的工业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