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为什么能救中国?——试答崔长林先生的疑问

作者:王思彤 | 原创 | 2008-02-18 12:26 | 投票
标签: 邓小平 崔长林 
  旗帜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会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救中国,还因为全党、全国人民赋予了它崇高的理论地位,使它具备了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坚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创新。这种发展和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漫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这就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立脚点问题。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方法、手段,而不是基本社会制度,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问题。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十分引入注目的现象是: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发展受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所显示的空前的勃勃生机越来越令人瞩目。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探索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解决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所普遍遇到的、却始终没有解决,并因此导致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一言以蔽之,邓小平理论解决了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一是将中国社会主义与时代特征紧密联系起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前提和基础。二是将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了发展道路问题。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都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存在的弊端而提出的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社会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真实出发。”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变成教条,则无法面对现实。只有根据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根据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目标。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以中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超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亦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而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利用现代市场经济这一商品经济的文明成果,来达到迅速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根本目的。这就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了发展道路问题。三是将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紧密联系起来,解决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建立以后,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个动力的具体实践形态如何?我们一直认为仍然是革命,而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形式是改革,因而一味地主张搞阶级斗争,进行所谓的政治革命。邓小平吸取了这一教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具体实践形态是改革,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要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改革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完整理论。这一理论,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社会,是一个善于吸收而不是拒绝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社会。但在20世纪很长的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与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对立状态,妨碍了社会主义很好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与此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却很好利用社会主义成就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危机。邓小平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并抓住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形态关系的新变化,提出对外开放的理论与策略,积极吸纳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样,就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时代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即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应该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自己自主活动的有利条件,变为创造自己特色的物质基础。

  以上这些思想和观点,并不是笔者的发明与创造,而是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写进各种理论研究书本、写进各种理论研究论文中的。笔者只不过是将它们整理一下,权当对崔先生质疑的一种回答吧。不当之处,还请崔先生及其他有识之士多多指教。

  附:《崔长林:党的理论工作者应能解答以下问题——党缺乏与民交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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