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历史是公正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给了斯大林最好的回答。
斯大林如此为商品经济作辩护，其思想根源无非有两条：一是他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懂消灭商品生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世界观仍然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完全束缚着，因而只能接受商品生产的统治，迷信商品生产的权力，不敢触及商品生产；二是他的地位和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不再是劳动阶级，而是特权阶级，不再是无产者，而是最大的资产者和最高的统治者，他不再是商品生产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不再被剥削，而是剥削和变相剥削全体劳动人民，他已是既得利益者、特权阶级，他不再需要革命，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只需要马克思主义外衣，他已视商品生产为魔宝，不再视商品生产为祸害。
一切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在夺取政权或有了一定权力之后，或迟或早都会向这个方向转化，向特权阶级、官僚阶级转化，向新资产阶级转化。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由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必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原因就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它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17]
这就是我们对一切腐败变质现象及其根源、发展趋势应有的科学认识。
这就是我们对商品经济应有的马克思主义认识。
历史正在用越来越充分的事实证明着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胜于一切雄辩的。
6，对消灭“三大差别”问题的认识。
我们知道，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措施，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这里的差别二字，马克思主义有时又用“对立”、“分离”等提法来表述，其含义是相同的。
在当今社会，“三大差别”的客观存在及其造成的阶级差别、不平等、不合理和不公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的拥挤、污染、农村的闭塞、落后，生产力的浪费等等社会弊病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指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用那些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既是大工业基础上生产力获得充分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社会主义阶段变革生产方式、消灭“三大差别”必须采取的有效措施。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恩格斯断言：“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