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还说过：“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146]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也是对当时旧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
因此从那时起，特别是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起，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铲除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统治、压迫和剥削，铲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铲除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推动生产力以它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的任务便历史地摆在了无产阶级面前。
因此从那时起，中国便有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即具备了逐步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我们便无法对近代中国历史做出科学解释。
三，从生产工具上看。生产工具的进步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是决定生产关系的直接物质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47] 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随着产业革命即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和大工业的出现，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产业革命的进一步结果即这种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利用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很快便造成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自1825年第一次暴发至1867年间，一直表现为周期性，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重复一次；而后至今则一直表现为“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148] 其突出表现是：社会生产力远远大于市场需求，为争夺世界市场，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侵略战争，商品大量积压，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长期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最终迫使企业普遍采取以销限产的措施，以规避恶性危机的暴发。
这种“过剩”的根源在于：“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制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的扩展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超过了消费。”[149]
这种“过剩”现象证明：“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