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今天，尽管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但上述西方的基本逻辑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从个人主义角度看，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是这些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权状况的重大改善，但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只是在初期欢呼这样的经济成就，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他们越来越担心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会导致军事实力对比的变化，从而会给西方带来致命的威/胁。所以，自九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改革成就的赞扬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TheEconomist,1995），“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道德论”（保罗．肯尼迪，1994，第184页），“中国是地球负担论”（布朗），“中国分裂论”（TheEconomist,1996），以及“遏制中国战略”。这种文化现象，说明了西方主流文化对自己社会的本质有着清醒的把握，对非西方国家崛起的性质有着敏锐的判断。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从西方文化的逻辑、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来看，他们没有错。因为既然西方式的社会体系依赖于对外部资源的侵夺，那么非西方国家经济实力乃至军事实力的增长，就不仅是损害西方国家从殖民主义时代以来的即得利益的问题，而是威胁西方社会作为一种文明类型、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的生存的问题了。在另一方面，西方知识分子也在宣传他们的个人主义价值。但是除了极个别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宣传并不比殖民主义时代更加真诚。民族解放运动导致的非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人民在适应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中的胜利，而且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中创立了更接近个人主义的社会体系。但这种转变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也是对其社会体系的巨大威胁。因此，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胜利，一些西方人并不欢欣鼓舞。他们讨论的所谓“人权”，并不是希望非西方国家的人民过得好一些，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来否定非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甚至否定非西方民族的独立自主的道德基础。在他们的定义里，非西方国家中的“民主派”或“人权斗士”，往往是“亲西方”的代名词，而不真的是为在这些国家建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而奋斗的人。
当然也有极少数西方知识分子，他们超越了，或者正在超越西方主流文化。至少他们发现，尽管他们不喜欢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但这是一个他们自己也把握不了的事实。他们要考虑改变自殖民时代以来就建立的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准则，进而改变整个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如亨廷顿）。再进一步，就是对几百年来西方世界赖以繁荣和发展的文化进行反省，但这就更难乎其难了。也许只有汤因比和罗素等人看到了这一点。在其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忧心忡忡地说，“中国为了生存下去，反而不得不去选择那些损人利己的恶德。如果中国真的照搬她正在与之打交道的这些外国的模式，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怎样呢？”（1996，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