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在殖民主义时代，不少西方人对西方世界的扩张性是直言不讳的。如塞西尔．罗兹（1882年）说，“为使联合王国的4000万居民免遭一场血腥的内战，我们作为殖民国家的政治家们必须获取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并为他们在工厂、矿山生产和开发出来的产品提供新的市场。”安德鲁．卡内基（1896年）更为明确地说，“我们一直希望我们毋需扩张，但我们总是发现一旦停止扩张就会落后。”转引自斯塔夫里亚诺斯，1995，第261页，第260页。
[1]在另一篇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又说到，“在印度的不列颠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不列颠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1972，第7页）
[1]费正清：“在中国的外国人有人身与财产的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在1860年以后，他们作为清帝国的多种族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维持并扩大其作用。其结果与其说是用殖民地方式对中国进行剥削（它着重对原料和利润的榨取以及为西方官员提供职位），毋宁说是有特权参与了使中国人生活西方化的尝试。这至少会产生与经济效果同样重要的心理反作用。由于保守的清朝官员和绅士的失职，在中国国门以内的外国人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够或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促进者’的。”（1983，第285-6页）
[1]马克思：“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的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委员种值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1972，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