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素：“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以对。”（1996，第6页）
[1]其实，从个人主义的逻辑导出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结论，首先是由那些谋求摆脱殖民统治的西方人表达出来的。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杰斐逊，1995，第49页）
[1]甘地的例子就很典型。他求学于英国，并对英国的社会备加赞赏。但他回到印度后，因一件事求见一位在英国就很熟悉的英国官员，“不料这位昔日的伦敦故交不仅毫不留情予以拒绝，而且粗暴地叫听差把他推出门外”。“这件事使甘地陷入了沉思。为什么同是一个英国人，在伦敦时，他能和你成为朋友；可是在印度，当双方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又无比凶狠，不可一世，同先前判若两人？”（徐友珍，1996，第20页）
[1]关于西方人反对非西方人学“西学”的例子非常之多。梁启超在其“变法通议”中记载说，“余于光绪十年回英，默念华人博习西学之期，必已不远，因拟谒见英、法、德等国学部大臣，请示振兴之道，以诸异日传播中华之用。迨至某国，投刺晋谒其学部某大臣，叩问学校新规，并请给一文凭，俾得遍游全国大书院。大臣因问余考察本国新学之意，余实对曰：欲以传诸中华也。语未竟，大臣艴然变色曰：汝教华人尽明西学，其如我国何？其如我与各国何？文凭遂不可得。”（梁启超，1994，第107页）
[1]斯塔夫里亚诺斯：“欧洲各国政府给与了沙皇俄国一次及时的借款；英俄两国共同‘扼杀’了波斯立宪派；美国与西班牙协力反对古巴和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西方列强起初支持清王朝，继而支持袁世凯，反对中国的变革；在非洲，英国人和布尔人同意，不管他们之间存在什么分岐，占非洲人口多数的非洲人应从属于他们。”“顺应的西化派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然而，他们不久就发现，西方言行不一致。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取谛使人压抑的外侨特权时，得到了这个教训；中国共和派试图修改不平等条约时，也同样得到了这个教训。波斯人呼吁民主的英国和美国支持他们的宪法时，很快丢掉了幻想；而当古巴人和菲律宾人要求‘文明世界诸列强’承认他们那得到民众支持的革命政府时，也同样丢掉了幻想。”（1995，第449-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