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在二战以后，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非殖民化运动。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一些被西方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也建立起了现代民族国家。按照上面的逻辑，外部财富来源的中断，会导致西方社会内部逻辑一致性的破坏，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这样的转变中，西方社会也进行了调整。将从外国人那里获得财富增量，变为从后代人那里获得财富增量。我们注意到，在二战以后，许多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美国的公共开支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32．8%增长到了1975年的43．4%（布坎南，1988，第56页；亦可参看表2-1）；英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25．6%增长为1995年的43．2%（参看表2-2）；其它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今天也大都在40%以上。其含义，就是人们总是用更大的预算来化解僵持不下的对峙局面，从而导致财政比重的不断增大。然而，表面看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源于更多的税收，税收是从社会内部获得的。但正如布坎南分析的那样，人们之所以接受较高财政支出，是因为政府在当时并没有多征税，而是更多地采取赤字政策，并通过发行国债来抵偿赤字。这使人们觉得用较便宜的价格购买了一定数量的公共物品，从而更增大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但国债终究要偿还的，偿还国债仍然要靠税收，但这是对后代人的税收，与这一代人关系不大了（布坎南和瓦格纳，1988）。尽管这样做使政府的负债越来越高（参见表2-3），但通过与后代人之间的财富分配，西方意义的个人主义社会维系下来了。
表2-1 美国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年份 1902 1913 1922 1927 1940 1950 1960 1970 1979 1992
比重 6.2 5.8 10.2 10.1 14.5 19.9 26.5 30.0 34.5 37.6
个人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