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资料来源：理查．穆斯格雷夫和皮吉．穆斯格雷夫，1987，第229页；U.S.Departmentof

　　Commerce,EconomicsandStatisticsAdministration,BureauoftheCensus,1995,p.299,p.451.

 表2-2    英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份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2  1995

    比重  25.6   27.0  27.4   28.9  31.0   37.8  38.2   40.8  43.2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编辑组，1983，第23页，第391页；CentralOfficeofInformation,1996,p.159,p.162.

　　表2-3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的增长单位：亿美元

　　年份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1995

　　债务25682905380990903206649615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ofCommerce,Economics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Bureau of the Census,1995,p.333.

　　当然，外国人与本国的后代人是不一样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假设甚至不考虑代际的血缘和亲情关系，但这个假设与经验有一定差距。即使在西方社会，后代人的幸福仍是一个人福利函数中的一部分。因此，将财富再分配的对象从外国人转为后代人，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替代。并且所谓向后代人征税只是一种假象，静态看并没有增加现代人的福利总量，只是改变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构成而已。更应指出的是，通过向后代人转嫁财政负担而扩大财政支出和国家规模，实际上已经损害了现代人，即福利国家倾向的加强导致的对市场交易和个人经济权利的侵害。从较抽象的理论角度看，一种派生的个人主义的制度（公共选择制度）对一种更本原的个人主义制度（市场制度）的侵犯，就意味着对个人主义原则的削弱。战后公共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理论、或集体行动理论）兴起、并迅速受到关注，说明了至少一部分西方学者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