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又可以解释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尽管一些西方学者依据在西方社会内部通行的道德原则，对殖民主义痛加谴责，但西方主流文化从来都没有对其近代以来对其它民族犯下的罪行有过真正的反省。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它深知这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的内在逻辑。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西方人的行为规范是内外一致的，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国内，这一规则意味着市场竞争；在国际，则意味着生存竞争。在不少西方的经济学文献中，达尔文主义是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另一种表述。这种说法对排除暴力的竞争和暴力竞争不加区别。另一种说法是，既然西方人在其社会内倡导自由、民主、人权，他们在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扩张，实际上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这些西方价值观而作的努力。因此殖民主义不是罪恶，却有功于世界的现代化[iii]。由于这种看法很符合西方人对其道德优越感的追求，它成为今天西方主流文化的历史观。不少学者用道德的外衣去美化那些令人发指的罪恶。甚至一些非主流作者，在谴责英国对中国发动的罪恶战争时，也认为这是为了实现人类进步所不得不承受的“恶”[iv]。在非西方世界，人们也大多从相反的角度接受这两种说法。一种是将西方文明主要理解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认为这种规则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不妥。例如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当时达尔文主义风行一时，在知识分子中间颇有影响，并成为救亡自强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柱。根据这样的看法，人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西方国家一样在军事上强大的本民族国家，从而与西方对抗；另一种情况则将西方文明主要理解为自由、民主和人权等道德信条，进而将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解释为是为了在非西方世界推行这些道德信条而作的努力。这表现为在一些非西方国家中的亲西方“民主派”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非西方国家最好对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不加抵抗，“做它三百年殖民地”。无论什么样的看法，它们都没有明确地看到，西方文明在对内和对外时的逻辑不一致，以及这种逻辑不一致的逻辑一致性。
四、西方式个人主义社会体系的囚徒困境
如果用博弈论的眼光看，近代以来西方的扩张和对非西方世界的侵夺，是囚徒困境博弈中的不合作的一着，而非西方世界的反应，则是从合作策略转为不合作策略，是对应的一着，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另外的两篇文章，“什么是文明？”（1995）和“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1996）中讨论过。但在那两篇文章中，我只是考虑到了西方文明的外在特征，即更倾向于使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西方文明的这种外在特征与其内部社会体系的内在逻辑。如果对外侵夺是为了维系其社会内部的逻辑一致性，那么这种对外侵夺和使用武力的特性就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西方文明的本质规定的了。而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如果在国际关系方面倾向于采取和平的策略，我们也可以猜测，这种倾向则由它的内部社会体系所规定。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挑战的回应，主要是所谓“现代化”过程，即学习西方、把自己变得更像西方国家的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学习西方，是把自己的社会变得更像西方的社会，还是建立一个与其它国家抗衡的民族主义的现代国家，只要内部的个人主义原则和外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请看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