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读《毛泽东旗帜网》有感
崔文华
题记：一个优秀的民族应学会扬弃历史，并虚心学习其它民族文明的成果，才能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
关键词组：官僚主义者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任务，民粹主义，宪政自由民主。
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民主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认真研究和吸取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合理内核——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这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意义重大。
（一）官僚主义者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地提出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党依靠工农大众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以武装的革命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三大敌人推翻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专制统治。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伟大功绩。
同样，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正确地提出了革命的对象——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毛泽东第二个伟大功绩。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陈正人蹲点报告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官僚资本主义道路——笔者）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曲庆彪“超越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第230页北京出版社1996年8月）毛主席还注意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经济领域出现的政府官员贪污盗窃、收受贿赂，以及出现的高薪“精神贵族”密切相关。（同上第233页）
当时也确实出现了官僚集团欺压工人和农民的众多事件。解放仅几年，一场”三反运动“就使总数312万党员干部中的122万人－－高达39％的比例－－因贪污等经济问题被处理，就此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麻烦的是，正是不少”功臣“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很快学会了旧官僚的统治经验，”日益享受着原属他们所取代的剥削阶级所有的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加上许多人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所受到的不民主的政治教育，使“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情况，当时，官僚集团利用他们自己造成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形成的政治高压，严格控制并有效地促进着一个新的等级社会的逐步形成。工厂里的班组长就有剥夺一个工人的自由和经济利益的权力，工人如有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以“不服从劳动分配”的“罪名”将其送去“劳教”，自此打入“贱民阶层”。在农村或街道，一个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就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那时，刚解放不久，车间主任、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大多参加革命较早，支持他们的上级就是他们的老领导、一级级更大的“功臣”，你是无处告的。多少反对领导的冤、假、错案直至文革爆发后才有可能公诸与世（66－67年是一个揭露高潮，林彪事件后又出现一个上访高潮），这些案涉及解放后历年、历次运动，很多都是鲜血淋淋的。应该说，正是一些“功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先把别人整的“猪狗不如”。“官僚主义强烈的肆虐横行”，使新中国开始蒙受越来越重的阴影。只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但也只是遏制“和暂时还没有正式”常规化“制度化”，这些越来越成熟的官僚由于其不愿被触动的既得特权利益决定，他们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一再教育和警告，甚至十分熟练地将历次运动的矛头都转移到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身上，变本加厉地让后者承受代价，这就使”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和党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才迫使毛泽东下决心”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和国家的阴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