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
吴敬琏提出，我们的经济学家作为知识人，应该按照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对这些见解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独立的负责。这样能够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吴敬琏坦言中国改革4大缺陷呼吁认真反思过去》2006-02-13傅春荣中华工商时报]
由于2004年的调控还是较多地依靠行政手段的微观干预而未能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改善经济结构和整体效率、从而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方面，似乎进展不大。为了在宏观稳定和微观效率两方面都取得改善，最重要的是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办法：政府应当专注于宏观经济的总量管理，而把微观经济问题，即资源在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配置问题，或称结构问题，更多地交由市场去解决。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完善我国目前还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机制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吴敬琏：解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2005-01-10《财经》
“在任何一个时代总有随波逐流的人，但是一个社会总是还会有一些有点精神的人，做点事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生命与他所处的时代休戚与共，骨肉相连。而我个人的生命同中国的改革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批来斗去，或者充当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能够赶上改革的伟大时代，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并运用它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服务，是我的幸运。”[《经济学家不应忘记生活无着落的下岗职工》2004-11-29吴敬琏商务周刊]
中国的改革不但要回答“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还要回答“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不只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土地和自然资源市场、资本市场等都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这些市场的游戏规则应当清晰透明，政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同样应受到法律的约束，或者说应该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
事情很清楚，中国当前出现的种种腐败行径，主要并不是从市场化中产生的，而是来自部分官员滥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回到命令经济。所以，我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所说的“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经济学家不应忘记生活无着落的下岗职工》2004-11-29吴敬琏商务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