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一项调查，在30岁-50岁的英年早逝者中，95.7%的人是死于过度疲劳或由于过度疲劳引起的致命疾病，关于“过劳死”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传统文化、心理背景原因，由病例研究发现，工时太长者、轮班工作者，或者工作时间不规律者，是3个发生“过劳死”的高危险群。
二、形成上述情况的原因
第一是以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仍是买方为主的市场，劳动者为求谋生，甚至以自身的生命健康为代价接受用人单位苛刻条件。相信人们所看得见的“唐英才”只有一个或几个，而潜在的“唐英才”又不知有多少（以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的劳动者居多）。
第二是由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已成立了合同上的法律关系，当时的法律又不具备新的劳动合同法这样的对劳工的保护力，犹如被捆缚了手脚，虽然身心难以承受，却因合同生效，如选择辞职，将会负担一笔数额不小的违约金；如选择诉讼，又恐合同贯彻的自愿原则将对己不利，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三、新劳动合同法的明显保护
新劳动合同法明显强化了对中国劳工的保护。最明显的就是工作时间的保护和对违法企业违法成本的巨大提升。事实上，新劳动合同法对一直规矩的企业来说，成本提高不超过10%，而这同时是劳动者生活成本随着物价上涨将近8%。那些跑掉的企业，不知道怎么想的。或者这些跑掉的企业站在韩国的城门楼上，说笔者站着说话不腰痛，掏钱他们掏。这种思想的背后，是长期的“中国劳动成本低”，“中国穷”等根深蒂固的思想在起作用。
“中国劳动成本低”，“中国穷”的背后潜台词是：不需要什么完善的福利和保险，给口饭吃就OK了。中国人多的是，穷所以导致大家只能求有口饭吃，因此等等的逻辑。如此的情况下，什么劳动保护，什么工作时间，什么吃好和工作开心等，都谈的有点早。
重点是工作时间在法律上的硬性保护。
四、新劳动合同法和中国劳工寿命之间的纽带：工作时间制
工作时间是自从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开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和剩余价值研究中提出，资本家象狼一样贪婪地获取剩余劳动价值，方法之一就是疯狂地延长劳动时间。这种延长有时突破了社会道德的限制，也突破了国家法律的限制，甚至为了巨大利润而敢于铤而走险，背后向中国法律和中国政府放黑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