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通过镇压汉奸势力，重新激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民族精神的复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古代大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东方文化蕴涵的那股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最终取代肉欲主义、感官至上、丛林法则等西方文化，为人类社会注入的就是这股浩然正气。20世纪中期中华民族能够战胜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依靠的也是这股浩然正气。
只是30年来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绞杀，不断扼杀着支撑中华民族千年不倒的这股浩然之气，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正在走向死亡。30年来所谓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用西方文化宰杀民族精神的过程。本来从共和国诞生那天起，甚至从中华民族诞生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对外开放，为什么又会突然冒出一个对外开放的概念？很显然，这是一个宰杀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特定概念。从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化开始，中华民族便被逐步推入了越来越沉迷的催眠状态，先是反思文革10年，进而反思共和国30年，再进而反思到1840年，最终反思到中国统一2千年和文化发展5千年，反思的结果就是中国改革精英的集体代表作《河殇》的论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甚至后来更加扬言：“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向善的历史，中国历史是一部弃善向恶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劣等民族，还是一个邪恶民族。整个神州大地形成了疯狂的民族自我控诉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民族自虐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学术明星和改革明星，踏着民族精神的尸骨不断擢升于中国文化的天空，所有成名的改革精英，几乎无一不是疯狂宰杀民族精神的文化刽子手。这完全是由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物欲泛滥是改革唯一的内在动力，要贯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改革逻辑，就必须彻底推翻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东方伦理；要实现把中国纳入西方殖民经济体系的开放原则，就必须彻底打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就注定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在劫难逃。
如果说最初的改革设计者对民族精神的反思和否定还带有某种盲目性的话，那么后来由美元培养出来的改革参与者，则目标十分明确地要用西方国家的殖民文化来改造中华民族。这就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去研究经济学，而用大量时间批判妖魔化义和团的原因所在。不仅仅是批判义和团，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革命，统统都在批判之列；而所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者，又统统都在歌颂之列。《人民日报》有个编辑写了一本歌颂日本兵大救星的专著，立刻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歌颂的偶像和日本跨国公司赞助的对象，部分有血性的中国人看不下去，去年两会期间便有部分委员提议要设置反汉奸言论法，结果马上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攻击的对象。如此一来，汉奸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汉奸学者成为中国的明星学者。任何学者只要发表汉奸言论，账户上的金钱就会源源不断；任何报刊只要吹捧汉奸学者，广告收入就会源源不断。南方系报刊是中国最火爆的报刊，因为那里聚集着中华民族一大批汉奸。西方国家各种基金会的美元欧元日元大把大把地撒向中国，撒向中国各大政府研究机构、咨询机构和重要学术部门，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现象：在没有发生入侵者的本国境内，一个人只要反华就拥会有奢华生活；相反，如果爱国则只能接受清贫生活。左翼和爱国学者聚会，自行车、公交车，实在没办法才坐出租车；右翼和汉奸学者聚会，则是豪车美女、洋酒华宴、高官如朋、侍者如云，周游世界的请柬随手乱扔，各国的护照居留证塞满皮包。如此强烈的反差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10年，20年，30年地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价值观：选择汉奸生活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名誉，意味着地位，意味着豪宅名车，意味着奢华人生；相反，则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挫折，意味着屈辱，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亲人的感叹，意味着朋友的怜悯。所有这些，对于青年人特别是有才华的青年人来讲，很难跨越，所以才会有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这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反常现象。战争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侵略者支持的结果，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民族精神死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