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城抑乡”局面形成阶段（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上，由于资源禀赋条件的限制，推行重工业战略又要压低影响重工业发展的成本，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抑农促工”的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依靠行政的力量优先促进重工业发展。在农村，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的经营性行为被严令禁止，农民主要是通过提供农副产品而不进入城市的方式，来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农业剩余产品和降低工业发展成本，绝大部分农民被封闭在狭窄和单一的产业领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长期没有得到改变，农村城市化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在这一时期，重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在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增强国家实力、保障国家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重工业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弱，阻断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的途径，人为深化了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大量指令性的制度安排又限制甚至取消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扭曲的产品和要素价格，抑制了农村经济社会的自发生长，就造成了城乡分割发展的局面。
2.农村改革助推，城乡关系松动阶段（1978-1984）
改革开放为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78年，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发起“包产到户”改革，1983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宣告终结, 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及全国，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由点到面全面展开，农产品价格改革和基层行政组织改革也随之启动。同时，在农村改革的带动下，城市改革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城市也开始尝试性地进行如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改善劳动就业制度等改革，形成了以农村改革为主、城市改革为辅的局面，从而在制度层面开始松动坚固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发挥出了对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作用和示范效应，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均取得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与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呈不断缩小趋势，城乡二元结构朝着有利于农村的方向演变，城乡关系整体上有了比较大的改善，城乡分割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3.转轨条件下城乡差距扩大阶段（1985-2003）
1985年后，中国开始了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相配合的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改革重心都开始向城市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向转移，为了保证城市改革的顺利推进，财政资金和各种资源配置也逐步向城市倾斜。1993年我国正式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适时地改变了重工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力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沿海转移。但好景不长，由于大的市场格局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而乡镇企业自身又存在诸如布局高度分散、企业产权关系不清、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等自身的局限性，自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就业逐渐下滑，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小城镇发展的作用日渐式微，农村地区的发展又陷入了新的困境。之后，随着中央政府的分权化改革，城市和农村的利益主体多元化，政府力量特别是中央政府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控能力呈减弱趋势，尽管中央政府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不断做出努力，逐步调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城市社会管理制度，并增加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分割制度和市场机制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强化效应，但在复杂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城市偏斜性政策惯性面前仍然不能有效扭转城乡分立发展的局面。大体来看，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农村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农村的角色仍然是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是城市发展的支持者和主要生产资料的供给者。城市改革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和行政体制下，城乡二元结构的利益重心始终在城市一边，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矛盾日益突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赵峥 博士）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551-5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