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续一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3/12/103522.html）
跑到城里谋生的农民也都是同政府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的。两亿五千万多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个数字不言而喻地说明，大量耕地可能处于“包而不耕”的状态。但是承包权在法律上仍在他们手中，那些强行收回土地的做法已经被法律制止。过去地方政府靠农业税费和公粮指标还可以处罚包而不种的外出打工者，但现在农业税和公粮都不用交了。在有些地方，这些离乡离土的人不仅仅变成了顶着“农”字的工人，而且还变成了真正的新时期的地主——把土地转租给他人耕种，收取地租养活留守在家的老小。当然也并非都做了地主，还有很多依靠老弱病残粗放经营，收多收少无所谓，够自己吃就行。
由农村政府出面剥夺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在法律上显然不行；而土地抛荒和粮食减产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此，又有些地方开始寻求突破，搞起了“土地流转”，把转租合法化，似乎一石两鸟，既不干涉外出打工的自由，又不致于土地抛荒。
但是，土地私自出租也好，合法流转也罢，总得有效益才会有人接手。那么，中国农民大量变成现实的城市人口的势态，是否就说明农业下滑的根源是土地过分分包（承包到户）造成的不规模效应？只要将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形成规模效应就可以阻止农业生产的颓势？
果真如是的话，总理的话（要让种粮比打工有效益）就和这个情况矛盾了。打工是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种粮比打工强，当然也要是以各个农民工个体来看的。农业对土地集约化、规模化使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大规模的、工业化的粮食生产，势必容纳不了那么多农民。
如何让种粮好过打工？粮食的涨价已经变成了不种粮食的市民的众矢之的，甚至包括农民工自身也抱怨粮食涨价在外打工吃饭多花了不少钱。
种粮的确可以比打工强，但是强起来的是大规模生产下的少数人，而不是现在户口簿上登记数量的农民，既不能解决多数农民贫穷的问题，也不能缓解城市人口因为农民流入的巨大压力。
因此，解决中国农业的问题，出路大概只有一条：让已经离土的农民工，去掉“农民”定语，变成工人（市民）；让没有离土的农民变成“农业工”——农业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