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主义。梁启超认为，墨家的“兼爱”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他把墨家的“兼爱”与某些宗教的“爱”相比较，归纳出以下几种：其一，自我灵魂爱。佛教在印度形成之前，所谓“外道”主张“躯壳为罪恶之本原”，因而主张一种超越的“爱”。因为所爱太离奇，所以失传。其二，自我灵魂躯壳爱。比第一种爱范围有所扩大，是以利己主义为宗旨的。古希腊的伊壁鸠鲁、中国古代的杨朱大致如此。他们的“爱”于社会无益。其三，是以自身为中心而形成的远近亲疏的等差之爱，这是儒家的“爱”，在中国影响最大。其四，平等的无差别的并普及众生之爱。墨子、耶稣都宣扬这一类的爱。这种“爱”虽然高尚，但实行起来很难。其五，圆满普及众生之爱。即佛教提倡的普渡众生的主张。
梁启超指出：兼爱是墨学的根本观念，其它学说均从兼爱推演而来。墨家的兼爱说一方面是针对“天下祸篡怨恨”而提出的救世之方；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儒家“爱有差等”提出来的。其出发点是高尚的，但“仅为一至善之，而断不可行于实际”。[viii]他还从学理上进行，其一，从“兼爱说与能爱者之关系”看，极端的兼爱主义妨碍人类天赋良能的发挥。其二，从“兼爱说与所爱者之关系”看，天下也有“爱之非所以利之而反以害之者”。其三，从“兼爱说与社会全体之关系”看，“人类与非人动物之界限多，然其最要者，则对于外界而觉有所谓‘自己’者存也”，即兼爱主义妨碍己身之独立。
由于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换
句话说，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墨子》里有段话说明了这
个分歧，有个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
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墨子·耕柱》)
巫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说“爱我身于吾亲”，很可能是墨家文献的夸大其词。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