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这用在大陆普通公众对香港的观感上，却是十分贴切。回想改革初期，如同清教徒追寻的“美国梦”一样，香港也代表了华人追求富足生活的梦想。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影视音乐的冲击，使人们首次认识到，文化不仅是精英意识和政治工具，也应包含大众精神的愉悦。从此意义上看，虽然香港曾蒙上“文化沙漠”的恶名，但其商业文化起码对大陆世俗生活的启蒙起过重要作用。
到90年代，作为大陆发展活力的释放“窗口”，香港获得了巨大的中介利益，同时也对内地市场体系建设功不可没。然而，现在看来，由于背景和文化的相近，大陆改革初期引进的多是海外华人带来的资本理念，在双方合作“如鱼得水”的同时，却淡化了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对资源、环保和劳动力价值的忽视，也是在此时埋下隐患。正因为此，“港商”作为时髦词汇的时间并未长久，就一度沦为“威尼斯商人”的形象。
当然，经济和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并不能掩盖大陆公众对“东方明珠”的向往。从1985年英国女王签署归还香港的法案，到1997年正式回归，香港与内地经历了爱国主义与经济互补下的热恋期。1997年的“蜜月”开始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的“共患难”，2003年以来内地与香港都迎来新一轮繁荣周期。但与此同时，对于香港经济社会前景的困惑也在增加，这也是基于两方面的事实，一是内地开放的“大门”已经基本敞开，通过香港这一扇“窗口”看海外风景的必要性已下降，二是内地区域经济圈的形成，以及金融、服务业、物流等中心的兴起，对香港也构成较强竞争。当然，对大陆公众来说，“距离美”已不复，在人们能够自由出入香港之后，神秘面纱便已褪去，香港的富足生活与廉价商品也不再如以前那样吸引人。因此，面对内地关注度的降低，港人自然也会产生落差感与危机感。
应该说，香港经济的腾飞有两大支持因素，即制度优势与地缘优势。一方面，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香港已形成了高度自由的经济体系，包括自由贸易、自由流通、金融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等，成为“二战”后与全球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潮流不同的另类，因此也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评价体系中连续14年居全球经济自由度之首。通过把市场经济自由放任原则在小型经济体发挥到极致，香港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制度活力。另一方面，香港后期的发展与内地因素密不可分。早在建国初期，内地加工业转移到香港，成为其最早的工业基础，同时香港在此后几十年里成为我国与西方的唯一通道，国际地位由此奠定。到上世纪70年代的“四小龙”阶段，香港制造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内地廉价劳动力的涌入。从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到1997年，通过全面介入内地产业与资本，香港和大陆共享了经济发展成果。到1997年之后，面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大陆对港依赖程度下降，香港开始面临衰退与转型的痛苦。而中央的政策性因素，成为这一阶段香港信心的最大来源。如自由行、QDII、CEPA和H股发行等事件，都继续支撑着香港经济的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