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95年，美国财富周刊曾撰文称“香港已死”，但在经历风雨波折后，香港的活力仍然占据了上风，引领香港经济走出一个个困境。当前，香港又面临众多问题的纠缠，如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微妙转变，还有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缺陷、联系汇率制度的尴尬、全面通胀压力的积累等。理性来看，香港经济未来陷入一场持久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却应清醒认识到，当年的繁荣盛宴已经结束，香港只能回归现实，寻求稳定发展之道。
人到中年，面临的不再是年少轻狂，也不是毫无负担地去冒险，而是以中年智慧来适应现实制约，寻求理性生活。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也是如此，这正是香港面对的中年转型之困惑。由此出发，香港经济社会未来面临的挑战，除了公认的大陆贸易唯一“窗口”地位的丧失，还有其他几个方面。
一则，香港的制度比较优势对大陆的影响有所弱化。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中，海外华人也带来了资本的残酷一面，在面对大陆转型社会的弊端时，许多香港人也融入了追求眼前利益的游戏规则，丧失了专业性、公平与法治等原则。长远来看，这恰恰丧失了香港对中国现代化最具意义的另一面，即多年积累的市场效率标准与经济伦理。
二则，香港经济结构调整远远落后，自1997年起就在谈产业转型，但迄今为止仍未摆脱地产业支撑的局面，经济发展更依赖于第三产业的技术低端部门。这样，除去CEPA等中央政策因素的刺激，香港经济增长缺少了知识密集的高端产业，随着东亚经济的趋同，这使其在未来新的竞争中，可能丧失基础性优势。
三则，金融因素不确定性增加，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例如，在联系汇率下，面对当前全球形势，香港不仅有应对增长与通胀的矛盾，也有处理与人民币和美元关系的困境。再比如，香港虽然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但也有众多与此称号不符的地方，如债券市场的落后，以及上市公司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大陆。总的来看，对于香港对内地的互补作用，转口贸易的因素会不断减弱，将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香港能否充分发挥金融方面的经验和技术，为大陆金融深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服务。
四则，香港对中央政策的依赖性增强，而如果香港在经济方面对大陆的互补作用弱化，那么基于政治因素继续对香港进行资源、公用事业和农产品等支持，就会逐渐遭受大陆公众的质疑。这就要求香港人放下架子、摆正心态，更合理地以本地资源为内地公众服务，并且积极主动地发掘和创新与大陆的经济合作模式。
可以预见到，等财富与激情的绚烂逐渐褪去，经历了中年危机的挑战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包容互动下，或许香港会回归市民社会的平和，这才是大陆公众真正值得羡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