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读书人，放弃了自由而选择了顺存，选择了背离自身学识去为统治阶层帮闲与帮忙，他就不会不尊重真理，只信奉政权时，这些从骨子里就具有参政、议政文人，这些具有强烈参与政权建设新型专家型知识分子，就彻底把中国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良心给出卖了；他也将迅速导致整个知识界道德伦理下滑与下降了。相比之下，那些西方独立自由知识分子，是真正值得人们尊重与信任。我们看到他们永远站在一个非常尴尬地位上，坚守着他们理想，忠诚于他们的真理。对统治者从来不轻易的说同意，或是顺存。他们大多采取的是激进立场，亲历那些伟大变革运动，为整个人类事业放弃了个人安危甚至生命。我们的知识分子缺少恰恰是这种勇敢的品性，缺少的就是面对政权施暴应有反抗性。一个可以背叛人类知识信仰的人，为了既得利益可以轻易放弃追求自身理想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界是经常可见到的大多数。
在知识分子普遍占据领导地位、或科研领域、或社会阶层重要位置上，知识分子官本位已经浸透到他们骨髓中，不论是学校、企业还社会各个阶层，将自己定位于官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上，知识分子通过高学历专家系统统治了一切做法普遍有效，也是政治正确必然结果，但却并没有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福利，相反，却是导致知识分子专制的灾难日益加剧与扩大。
因此，钱理群在谈到公共知识分子时，批评了中国知识分子三大劣根性：一是，酋长思想。即唯我独‘尊’（独‘革’）不容忍异已、异端，以滥用权力、锻炼人罪为乐。好独断，喜‘定于一’不习惯、不允许多元、自由权力、发展；二是，‘二元论思维定式’。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就是百分之百错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把不同意见、不同选择极端化，只承认‘你死我活’的绝对对立，不懂得、不接受‘对立物互相渗透、补充’的观念；三是，‘噬杀’倾向。如周作人所说，不珍惜人的生命，尽量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这在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遗传病，帝王将相，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将来中国亡之根即在于此’。
当我们还在希望产生更多公共知识分子时候，可我们的周围却布满了以知识分子伪装的政客、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僚以及奴役他人的工程师，这个社会在理性制度安排下陷入知识分子专制时代已经不远了。当以众多专业化知识分子与政治流氓共同占据社会管理重要位置时，知识分子专制社会前提已经完全实现了。这是我们在改革中难以预料的问题，一个西方化理性制度层面，一个在市场化主导社会机制，一个以更加强大国家力量作为后盾的财税支持系统，必然给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非常广阔政治平台；因此，从国家与社会各个层面上，知识分子已经普遍化，以知识谱系为基础统治架构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