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把这个制度加到农民工身上就不对了，因为农民工现在即使有合同也大多是一年一定。第二个来讲，农民工的流动性比较大，极少有人能够在一个地方待满十五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制度就约束了他们，使他们的交费成为一种无用功，政府还要派很多人管着。但为什么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又非常起劲呢？因为交费的时候是个人也要交，企业老板也要交，然后拿走的只是个人的那部分的，其余部分就截留在地方政府那儿，所以这个事他非常起劲，他可能实际上就希望你退了保，拿走自己的那份钱，剩下就是他们的了。
主持人：就是说地方政府在“退保”当中是一个受益者，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严重。
唐钧：对，这看起来农民工好像没有吃亏，把自己交的钱拿走了，农民工还挺高兴的，到年底还有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可拿。但是你要想到，老板给你交了这个钱以后就不会给你涨工资了。所以珠江三角洲因为实行这个政策，从2006年起往前推12年，农民工工资平均只涨了68块钱，这是新华社记者报道的。所以，实际上农民工还是吃亏了。另外，我觉得这和珠三角中小企业撤离及民工荒是有联系的，当然这个联系可能隔了一层。农民工觉得企业老不给涨工资，但企业想我交的保险已经很多了，加大了企业的成本。这样做，总体上农民工并没有得益。
地方政府向中央索要利益
主持人：刚才唐老师谈到了出现“退保潮”的重要原因，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之所以导致大规模退保，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区分割制度，社保资金在城市间很难转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唐钧：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首先要看到，现在养老保险的钱是靠地方政府收的。在全国来讲可谓苦乐不均，比如珠江三角洲都是新发展起来的企业，根本就没有退休工人，负担相对来说很轻。深圳户籍人口只有二百多万人，但是加上常住人口就有一千多万。但是另外一些城市，像北京、上海，有老的国营企业，东北的老国企就更多，但是反过来讲他又没有那么多年轻一代去交费——因为对于养老保险来说，老的退休要靠年轻一代交费去维持，所以在全国来讲是不平衡的。正因为如此，一开始养老保险政策就想从地方上一步一步做起，统筹层次逐渐向中央上移。但是，因为地方利益作怪，统筹层次的提高就非常困难。
另外还有一个资讯网络的问题，大家知道现在银行有一个“金卡工程”，社会保险也有一个“金保工程”，但是金保工程可能是投资不足，没有建起来。网络不通的话，全国要统起来就很难。但我们要思考，既然这个东西这么重要，为什么投资不足？第二，地方政府为什么把地方利益看的这么重，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向地方政府作这么大的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