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美国是一个特例，因为欧洲国家走的都是福利国家的路子，慈善组织被吸收到政府福利的框架里面去了。我们常说的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工作机构，在欧洲一般叫“人类服务组织”，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以前的慈善组织。在撒切尔夫人改革时，它们又实现私有化（民间化），政府通过向它们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社会服务。
所以，我们要明确几点：第一，慈善不是捐款。慈善是要做事，不是揽钱。比如说我要为残疾人服务，为老年人和儿童服务，因为服务有成本，要花钱，所以我才要募集钱款。
现在有个“第三次分配”理论，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理论，它说要人们在税后从乐善好施，从道德上和宗教上的情感出发，愿意从税后的可支配收入中捐出钱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其实从美国情况来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慈善仍然是第二次分配，应该是税前的行为。
目前政府的也有很多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的做法：第一，中国的非营利机构发展得很慢；第二，我们在慈善捐款当中，在免税方面做的还很不够，而且麻烦。民政部一个司长做了一个试验，他捐了两千块钱，然后去免税，结果跑了一个多月才把这个事办下来。另外，还有变成变相的摊派，市长说我捐2000元，副市长捐1800元，然后一级一级下去，实际上成了强迫性的政府派捐，这不是慈善。
这些东西都在阻碍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想明白，我们的慈善事业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像美国的格局还是像欧洲国家的格局？这要想明白了才能去做。
社会保障应当是一种社会投资
主持人：唐老师讲角度是非常新颖的。我们最后再谈一个问题，对社会保障我从经济学的角度做了一些研究，现在有这样一个看法：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包括最低工资水平全面铺开，很多地方在不断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各种各样的保障水平，我的担心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会不会走福利国家的老路？
唐钧：福利国家我觉得是两层意思：第一层按照咱们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是“一个美丽的愿景”，跟我们讲共产主义一样，是一个思想理念。“福利国家”是相对法西斯“暴力国家”而言的，英国人在二战当中就开始讨论我们将来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面对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暴力国家，他们提出要建立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有很多种关注民生的措施。战后西方国家发展得非常顺利，那是他们的十年黄金时代。因为国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还都大量存在，他们可以在那里汲取非常低廉的矿产原料和劳动力等，所以他们发展很快，这使他们能够对本国居民提供比较高的福利。但是到70年代末，石油危机把这个发展势头打断了。随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各种福利待遇就显得偏高了。但是，我认为他们种种的制度设计，应该说基本上还都是合理的。
中国将来会怎么走呢？我觉得该有的福利还是要有的，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投资，比如用这个资金为老人服务，其实会创造很多的工作岗位。建了很多的老人院，老人院需要服务人员，资金投入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工作岗位。所以讲，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保障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
主持人：今天下午唐钧研究员给我们讲了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今天下午的访谈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