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真的是金融坏孩子吗

　　“在历次整顿中又形成了监管模式的失误，这在信托业走向全面败亡过程中的负面作用也无可否认。”杨林枫说，监管者对信托机构实行所谓“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不断强化将信托公司当银行来进行管理的监管模式，把信托这个“代客理财”的行业列入到了当时银行单一利差功能的行业中进行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监管的错位；而不断收紧信托公司资金来源、挤压信托公司政策生存空间，则成了监管层处理信托“事故”的一贯模式。

　　从第二次全行业整顿开始，管理者就不断采取关闭资金市场等措施，信托公司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相继断流。一些本来就存在问题的信托公司铤而走险，走上变本加厉的违规经营之路。中银国信、中农信、中创、广东国投等信托“巨舰”就沉没在这种背景之下。

　　此外还有行业自身难以左右的系统性风险。

　　“当年的汇率损失，也是造成信托公司支付失败的重要原因。”王连洲说，广国投的破产就是一个例子。改革初期，各级政府都在通过国际信托公司引进外资，上世纪80年代广国投就借了大量的日元支持当地建设。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汇率的变动给这些国际信托公司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导致其最后要多赚八倍的钱才能还上当年的债务。

　　“类似的系统性风险属于不可抗力，所以不应把罪过都归于广国投。”王连洲说。

　　但是，当时铺天盖地一边倒的负面消息，对信托的名誉可谓雪上加霜，“坏孩子”成了社会对信托的“公判”。

　　也是有功之臣

　　虽然定位的错误和制度的缺失没有让信托公司干上自己的本行，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开放，信托功不可没。

　　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资都是借信托进入中国的。在信托作为融资工具被引进的时期，国家只有几百亿的外汇，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需要大量外资。

　　“当时全国10个融资窗口，至少7个是信托公司。早期的电厂、电视机厂等大都是信托公司引进外资建成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还都认为信托公司贡献很大。”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东峰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信托不仅是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平台，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先驱和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