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将无奈的选择误为了自由选择。文章说：“即使我选择……信奉‘圣人有权强制人人’、‘ 人人服从领袖’等，我也必须有主体自由才能作这些选择。”但我们从“文革”里过来的人都能理解，所谓人人服从领袖的选择实际往往并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在特定环境的压力下所做出的无奈的选择。如果说这里也有某种“自由”的话，那也只是选择“适者生存”的“自由”，而并不是作为政治价值的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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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以往几千的文明史中，除少数地区的少数时段外，人类的社会、宗教、信仰、文化体系、生活方式、价值等等的基础并不是自由，而是专制。在这一历史时代，不是自由是普遍的，而是专制是普遍的。专制之中当然也并不是没有任何自由，但其中的大自由通常仅为少数统治者所享有，而普通百姓则或者是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沒有，或者是只拥有某些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自由，或者是又有点个人生活中小自由等等。这就表明，以历史来证明一切生活方式、一切价值都是只有通过主体的自由选择而产生的，因而自由也就是一切价值的前提，就是一切生活方式的基础，这个思路，显然是行不通的。
第三，文章通过诸如“自由是天然合法的，不需要证明其合法性”等等论述表达了这样一种超历史的历史观，按照这种历史观，古往今来的任何历史时期都应实行自由制度，一些社会之所以没有实行自由制度只是因为它们的知识界不争气，没有使自由理念得到应有的阐释和传播。文章试图以此表明，即使是在这种缺乏自由制度的情况下，普遍自由本来也仍应是可以普遍实行的普世价值。但作为历史学者，我无法认同这种自由主义的历史观。
我认为，从原始自由到阶级压迫，这在历史上曾经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的，尽管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同时又是以牺牲了自由的人性合理性为代价的。从原始自由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现代自由。只有通过阶级压迫阶段，才能逐步地创造出现代自由赖以诞生的各种条件，因而也才能使现代自由成为现实。这种曲折演进的历史过程，实际本身就证明了自由的非至上性。由于自由具有非至上性，所以它也就在人们追求真正具有至上性的价值目标的过程中，由于自由又曾与这种目标具有首先是历史性的矛盾，而被暂时地牺牲掉了。所以，我认为，如果不是仅仅从人的自由本性的角度看，而是从人的全部本性和终极价值需要的角度、进而也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的话，这种认为自由在任何历史时代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完整的合理性、因而这种合理性也是无需证明的观点，显然是不够妥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