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想说，如果将幸福界定为及时行乐的话，唐先生的这个话就是绝对真理。但幸福界定为及时行乐，实际是不成立的。人的幸福感是多层次、多种多样的。有浅薄的幸福感，也有深邃的、高尚的、意境高远的幸福感。唐先生所说“追求崇高精神、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禁欲生活、甚至苦行修炼”的人士所追求的实际就是这后一种幸福感。但在我们这个普遍信奉人性唯私、崇尚及时行乐的社会中，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人人都追求幸福，“不追求幸福”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唐先生所说的“人人可以按照自我的理解追求幸福或不追求幸福”这种“自由选择”，实际也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如果将幸福界定为及时行乐的话，则唐先生所谓的“如果将‘幸福’定为制度价值，强行要求每个人（包括苦行僧）过‘幸福’生活，则等于侵犯人的权利”确为真理。但普遍幸福主义不仅与将幸福界定为及时行乐的观点不搭界，而且还是这种观点的坚决反对者。普遍幸福主义者做梦也想不到强行要求苦行僧、吃“摇头丸”这回事。普遍幸福主义充分尊重苦行僧以苦为乐的获得幸福的特殊方式。
普遍幸福主义主张尊重和以制度保障公民追求各种幸福的普遍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幸福霸权主义”，因而普遍幸福主义并不是强求每个人都去过某种特定的幸福生活，而只是顺应人类要求获得各种幸福生活的天赋本性，创设保障公民自由追求各种幸福之制度，创造保障公民自由追求各种幸福之条件，从而使全体公民能够在普遍共享的制度和条件的保障下，通过自由地追寻各自所梦想的幸福生活，而在整体上达到公民普遍幸福的理想境界。所以，唐先生的这种普遍幸福主义将会导致侵犯人权的批评，也是无以成立的。
（五）幸福是不是社会的终极价值？
唐先生说：“任何一种幸福观，皆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选择的自由。既然有前提条件，需要另一种价值来保证幸福的实现，所以幸福不是社会的终极价值。”
我则认为，幸福观确实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有不同的幸福观就会有不同的幸福感，但可以选择幸福观并不等于可以选择要不要幸福感。人的最根本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趋乐避苦，追求幸福。所以，选择不同的幸福观是可能的，而选择要不要幸福感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选择幸福观的永恒前提，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有没有选择自由都存在。选择自由只是“保证幸福实现”的手段，而“幸福的实现”则是施行选择自由的目的。目的与手段，哪一个更根本、更终极？不言而喻。所以我认为，唐先生对于“幸福是社会的终极价值”的上述反驳，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