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
非常感谢王占阳作了认真的准备来参加我们的会，这是自由主义与幸福主义的一场有意义的对话，在纯理论的讨论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内涵。下面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学院的副教授刘利华发言。
刘利华：
读过唐逸老师的《自由价值论》、普世价值与中国文化复兴、什么是普世价值、文化守成与制度更新等文章后，主要形成四个方面的认识或感想。
一是唐先生论自由的价值有自觉的形上学视角，
二是真诚直接地针对现实中国社会或中华民族进步的瓶颈问题，
三是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与实际意义，
四是有些问题仍有待商榷
第一，具有自觉的哲学形上学视角。
形上学或形而上学有三个用法。一是在马哲中用作认识方法论，具有贬义。二是，广义的形而上学，其研究的内容为存在之超出经验和现象或在其后的本质－根本属性、本质性关系－－原因结果－－特别是逻辑的第一因－－本原、偶然性必然性、潜在与可能、形式与质料等等，同时也包括研究这样的内容所要求的理性方法。广义的形而上学即《易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解释的形而上学。三是狭义的形而上学－－即以终极实在的本质和本源（既有逻辑意义上的本源，又有时间意义上的第一因）为研究对象的本体论。《自由价值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对价值的实质，自由的本原，自由的价值的探讨都上升到了广义的形而上学视角或大哲学的高度。我所以重视这个视角对自由的价值作出的研究，因为我正在集中做的建构新文化的研究工作，是要完善起一个由本体论（狭义形上学）、价值论、认识论内在统一构成的和谐哲学铁三角。而自由是其价值论一角中构成底线的普世价值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第二，真诚直接地针对现实中国社会或中华民族进步的瓶颈问题我概括为三大危机－－政治危机（“寻求正义制度，是我们民族的当头要务。”走出专制黑暗）、思想危机与文化危机。唐老师的研究属于思想家做的工作。思想家学者与学院派学者（区分只具有参照意义）是相对而言的，吹喇叭抬轿者除外。中国今天真正的人文学者，都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但是，其中多数人或者不得不屈服于完成科研工作量、保证政治安全而尽量使自己的文字成果去梭角，或者满足于于光远对学者的定义――旁征博引＋咬文嚼字。唐老师知道自己作为处于中国当前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危机之中的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自觉地以哲学研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服务，以学术关注并推动中国人广泛认同自由的价值，进而真正实现自由权利。他明确地说：“只有从少数人的讨论，吸引人们的注意，一圈一圈地扩大开来。这是缓慢艰难的过程，然而是有希望的事业，因为这确实是关乎人们的切身利益、普遍关怀的事情。”相应地就有一种朴实，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努力把最深刻的道理与实际问题的解决贯通起来，努力用平实生动的文字把道理讲清楚：比如对平等的论述。对自由的倡导。自由价值论之最后一篇“自由的责任”写的激情四溢，铿锵有力，如大河奔流，对种种反自由价值的荒谬论调给予了全面的驳斥。唐老师作为一个思想家学者，是我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