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文章对于“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前提”这个命题还进一步地论证到：
“由于自由是一切选择的必要条件，因此它适用于一切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就是适用于一切文化体系。任何社会，任何文化体系，任何宗教，只有通过主体的选择才能够成立。即使一个民族永世“遵从祖宗家法”，也得每个人通过主体自由，选择“遵从祖宗家法”而不选择别的，才能维持下去。即使你认为你的信仰是上帝的命令，你也得通过主体自由，选择接受上帝的命令而不选择别的，才能维持这种信仰。没有主体自由，根本不可能有信仰，文化，生活方式，或任何价值。因此，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前提。自由就是普世价值。”
这种论证的实质就是认为：即使是与自由相矛盾的价值也是通过主体的自由选择而获得的，因而自由也就是一切价值的前提。譬如，希特勒是德国人通过他们的自由选择和自由选举而上台的，所以德国的法西斯制度也是以自由为前提的。换言之，即使是缺乏自由的社会也是以自由为基础的，一切与自由相对立的价值也都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因而自由也就是一切价值的前提。自由就是普世价值。我觉得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事实上，只有真正自由的社会才是真正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而一个缺乏自由的社会则显然是不可能以自由为基础的。一个社会以自由选择和自由选举而导致了独裁者上台是可悲的。而且独裁者们通过自由选举上台之后，他们也就消灭了作为社会基础的自由之本身。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任何自由制度都应当和必须保有一种对于自由的最低限度的限制，这就是他们必须限制可能通过自由选举上台的专制势力的政治自由，必须象德国通过立法防止纳粹势力卷土重来那样限制他们的政治自由，而不是在“绝对自由”的梦境中掉以轻心。
我认为，唐文的这种观点至少源于以下三个误区。
一是将强制混同于自由选择。文章说：“无论我选择什么价值，我必须有主体自由，才能选择。即使我选择做奴隶，……我也必须有主体自由才能作这些选择。”而实际上，拥有主体自由的人选择做奴隶的事情是几乎不存在的。譬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几乎都是战俘。他们当奴隶是被迫的，而并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
二是将传统之中的无选择误为了自由选择。文章说：“即使一个民族永世‘遵从祖宗家法’，也得每个人通过主体自由，选择‘遵从祖宗家法’而不选择别的，才能维持下去。”但文章在另一处又很好地反驳了这一点。那里说：“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使人们不知不觉地放弃自由追问、主动探索和大胆创造的理性态度，而只会接受‘从来如此’，‘ 圣人或伟人之言’了。”显然，这段话是正确的。在这些盲从状态下，实际是没有选择的。由此，前一段关于“遵从祖宗家法”也是每个人通过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的论述，自然也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