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及启示
任剑婷 谢作诗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邮编：200072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邮编110034
（《经营与管理》2004年第3期）
内容提要：对于从事重工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要维持原产业的生产，就得承担利润的亏损，因为重工业过度发展了并处比较劣势；要进行结构调整，转向比较优势产业，又得承担高额的沉淀成本，因为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市场化改革必使过度发展并处比较劣势产业的国有工业企业发生利润亏损，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首先是一个与产权性质无关的问题。考虑了产权的性质，结论并不改变。市场以私产为前提，经济自由以花自己的钱为前提条件。又要推行经济自由，又要坚持公有产权，利润亏损什么的就在所难免了。
关键词：比较劣势 沉淀成本 产权 经济自由 亏损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由于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及其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国有工业部门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80%下降到了1996年的40%，但是国有工业部门仍然是每年增量总产值的主要贡献者。问题在于，如果从国有工业部门的财务状况或者盈利率角度来看，那么国有工业企业的表现的确不容乐观，特别是，大量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并且亏损还有持续和扩大的趋势。1985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额为32亿元，亏损比重9.6%；1990年，亏损额上升到349亿元，亏损比重上升到27.6%；1996年，亏损额进一步达到690亿元，亏损比重则达到37.5%[①]（张军，1997a，P.67-68；1997b，P.228-237）。
如何解释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呢？概括地说，有这样八种代表性的观点：公司财务论、福利负担论、技术落后论、价格管制论、市场竞争论、内部激励和资源市场配置之间存在梗阻性障碍论。
公司财务论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益不佳和亏损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有关。改革以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不断上升，特别是8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上升得很快。据统计，199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达到60%，1995年达到80%；1996年清产核资覆盖的30.2万户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达到71%（张军，1997a，P.69）。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负债率，很多人因此认为高负债是国有企业效益不佳和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张军（1997a，P.69-71）对此给予了很好的评述。第一，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对它的经营机制、盈利能力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第二，既然盈利能力和负债率没有多少关系，那么如果全部资本的盈利率高于所借资本利率的话，负债率越高，它的自有资本的回报率或者盈利率就会越高；第三，80年代以来，银行贷款利率是非常低的，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银行贷款利率可能是负的，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对于国有企业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效益不佳和亏损是不能用负债率高来解释的，只能说国有企业本身的盈利能力差。
福利负担论认为，由于计划经济的“遗传”因素，经济改革以后，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职工（包括退休职工）福利负担，例如，为职工提供住房、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入托等等。和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负担显得比较重。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益比较差以及为什么大量的国有企业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张军，1997a，P.72；Sachs, 1997）。
虽然福利负担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益比较差以及为什么大量的国有企业出现亏损，但是，这个解释却不能回答为什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的亏损反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价格控制论认为，价格控制是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1993年的报告中测算，由于中国在能源、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继续实行价格控制，结果导致政策性亏损占到国有企业亏损的70%。国有企业亏损的问题就是价格控制的问题。这些行业都不是竞争性行业，没有价格控制，是不应该亏损的，既然出现了亏损，价格控制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解释（张军，1997a，P.73）。
然而正如张军所指出的，用价格控制来解释国有企业的亏损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因为在这些基础部门，价格实际上在逐步地调整和不断地放开。80年代后期以来，基础部门产出的价格在逐步地上调，同时由于很多投入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很多投入品的价格在向下走，基础部门受到政府价格管制的影响在不断减弱，但是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以及亏损程度并没有相应地改善。所以，不能笼统地用价格控制来解释亏损，应具体地分析每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的投入品价格是在上升，还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在下降，产出品的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是在加强还是在不断削弱（张军，1997a，P.73-74）。价格控制论能够解释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但是解释不了为什么国有企业大面积地亏损，更解释不了为什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的亏损反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技术落后论认为，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下，技术进步缓慢，产品更新换代缓慢，而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合资企业，由于是新兴企业，它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把一些新技术、新的投入品买进来。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品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一旦面临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的产品就很容易被非国有企业的产品替代（张军，1997a，P.74）。
然而张军（1997a，P.74）问得好，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和技术引进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应该大大提高了，可是为什么国有企业的亏损却背道而驰、不断扩大呢？
市场竞争论认为，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及其亏损与竞争的加剧是有关系的。市场化解除了进入约束，进入引起竞争。很多人并没有指明这种竞争是否主要是价格竞争，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价格竞争是改革以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面对价格竞争这样一个局面下，它们降低成本的能力是不同的，国有企业在成本方面具有下调刚性。国有企业的成本具有下调刚性是和国有企业的就业刚性有关系的，这正是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弊端之一。这使国有企业面对价格竞争比非国有企业容易出现亏损（张军，1997a，P.74-75；Naughton, 1995）。
内部激励和资源市场配置之间存在梗阻性障碍论认为，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及其亏损是因为内部激励和资源市场配置之间存在梗阻性障碍。对于传统国有企业来说，它是不配置资源的，它的功能仅仅在于用给定的资源进行生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看到的也主要是国有企业缺乏生产的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围绕内部激励机制这个中心来进行的。通过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国有企业仍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我们知道，企业的效益不仅仅决定于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更主要地决定于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是不是有效率。尽管每个企业在生产上都达到了技术上的效率，但是如果资源配置是重复的，那么企业是无法实现其应得的效益的。国有企业内部激励结构的改善不但无法获得来自市场的相应回报，反而可能使过度进入更严重，使问题变得更糟。进入90年代，国有企业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了，生产的效率也提高了，可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却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益恶化。这正是因为企业的生产与资源的配置仍然没有很好地协调起来，存在严重的过度进入的缘故。过度进入必然造成资源的重复配置，资源的重复配置必然表现为大量的国有企业陷入于亏损（张军1997a，P.75-79）。
市场竞争论、内部激励和资源市场配置之间存在梗阻性障碍论是深刻的，但是我们关心还有别的什么解释吗？还有别的什么可以解释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的亏损反而不断加剧这一现象吗？
2. 结构调整、“两难困境”与国企亏损
先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谈起吧。
关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林毅夫等（1994，P.18-54）有过精辟的论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与当时经济的资源禀赋不协调，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②]。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安排，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就形成了；进一步，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的流向、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有利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呢？应运而生的制度安排就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并剥夺微观主体的经营自主权。
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即扭曲价格的宏观经济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种经济体制的形成，既不是中国特有的经历，也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事实上，无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是采取了资本主义基本制度，都有可能因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而形成类似的经济体制。
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导致相应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绩效。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所内生的传统经济体制下，劳动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一种浪费的制度。
正因为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一种浪费的制度，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经济迟早都会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然而，当经济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已经过度发展了。因为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了。即使以封闭的市场经济来看，也是过度发展了；进一步，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比较劣势产业根本就不会有竞争力（谢作诗、崔万田，2002）。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将引发结构调整，即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会下降。
然而，结构调整是要承担成本的。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转产将造成高额的沉淀成本。这就陷入了两难的处境：要么进行结构调整，将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但这样就得承担专用性资产的损失以及与此相关的高额的沉淀成本；要么继续维持原产业的生产，但这样就得承担利润的亏损，因为原产业过度发展了，并且是比较劣势产业，没有竞争优势。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类似的国家，对于从事重工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其事前失败的特点——要维持原产业的生产，就得承担利润的亏损；要进行结构调整，将过度发展并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又得承担高额的沉淀成本。市场化必使过度发展并处比较劣势的国有企业发生利润亏损。这也意味着，改革愈深入，市场化程度愈高，过度发展并处比较劣势的国有企业的亏损就愈严重。
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是事前决定了的，这首先是个与产权性质无关的问题。
3. 产权、自由化与国企亏损
考虑了产权的性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定要明白，经济制度是各种安排相互协调和匹配的有机整体。忽略了制度安排的这种相互协调和匹配的性质，事与愿违就在所难免了。
国企改革，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政企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与公有产权不相容的。是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有企业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政企也不分离，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差强人意。但是，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根源乃是在于坚持公有产权。
坚持公有产权，企业是不能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也是不可以自主经营、政企分离的。花别人的钱，负盈是可能的，负亏就断不可能了；负盈不能负亏，企业又怎么自我发展呢？我花你的钱，你不会给我经济自由的；又要推行经济自由，又要坚持公有产权，贪污腐化、大量工作中消费就难以避免，富了方丈穷了庙的事情就会频频发生。市场化改革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与在公有产权的前提下推行经济自由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我们忽略了，没有自主经营权、政企不分，那是公有产权约束下所内生出的增加价值的安排，是与公有产权相匹配的必要的制度安排。资源公有，价值就会消散殆尽。这是“公地悲剧”的含义了。资源可以公有，但不能随便用，一定要论资排辈的。古时候，家庭里父亲和长子的地位很高；吃饭的时候，谁先动筷子都是有规定的。为什么？是要减低价值消散了。家里三妻四妾，妻子人老珠黄，但地位高；小妾年轻美貌，但地位低。为什么？也是要减低价值消散。
经济制度从来都是那样的和谐美丽和顽强向上：给定任何约束条件，经济都会内生出一系列安排，以实现该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而经济制度的各种安排彼此嵌合得又是那样天衣无缝，改变其一而不变其它都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张五常讲：给定任何约束条件，事情只会在该约束条件下向好的方向发展；给定任何约束条件，经济都实现了该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这个见解深刻。
不要看论资排辈不好，也不要看没有经济自由不好，更不要看计划配置资源不顺眼，这些都是公有产权约束下所内生出的与之相匹配的必要的安排。经济自由令人崇尚和渴望吗？经济自由是要以花自己的钱为前提条件的。市场配置资源功效神奇吗？市场有效运行也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便是市场以私产为前提。
不进行产权改革，经济自由化只会使国有企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考虑了产权的性质，我们的结论并不改变——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仍然是事前决定了的。
4. 结论和启示
首先，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类似的国家，对于从事重工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其事前失败的特点——要维持原产业的生产，就得承担利润的亏损；要进行结构调整，将过度发展并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又得承担高额的沉淀成本。
所以，私有化就算退出了吗？私有化就算解决问题了吗？俄罗斯私有化了，但是物质、人力资本的退出，结构的调整必然是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这种痛苦和长期性基本上既不是决定于所有制的性质，也不是决定于转轨的方式，而是决定于重工业的比较劣势特性和重工业的高额沉淀成本特性[③]。愈是市场化程度高，愈是开放程度高，过度发展并处比较劣势产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愈是面临困境。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首先是一个与产权性质无关的问题。
其次，考虑了产权的性质，结论并不改变——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仍然是事前决定了的。经济自由是要以花自己的钱为前提条件的。市场有效运行是有条件的，市场以私产为前提。又要推行经济自由，又要坚持公有产权，利润亏损什么的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花别人的钱比花自己的钱更用心，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花别人的钱，是不能有经济自由的。坚持市场化改革，那么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迟早是要提上议事日程的。
参考文献
张军，1997a，“国有企业的亏损：对现有理论的评论和新的解释”，《国有企业：你的路在何方——50位经济学家论国有企业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张军，1997b，《“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军，1998，“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经济研究》（6）。
张军，2001，“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模式：1978—1997”，《经济研究》（3）。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谢作诗、崔万田，2001，“关于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几点思考”，《开放导报》（10）。
谢作诗、崔万田，2002，“关于比较利益论的再思考”，《经济评论》（2）。
Naughton, B.,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chs, J., and Woo, W., 1997,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 Paper 5935.
[①] 96年以后，国家对于国有企业进行了重组、出售等形式的产权改革。国有企业的亏损指标就不能证明文中我们要证明的东西，当然也不能反驳文中我们要证明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考虑这以后的年份。
[②] 如果经济是封闭的，那么并不能说在市场经济下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就不能生存，只是不可能得到优先发展；如果经济是开放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下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就根本不能生存。
[③] 即使重工业过度发展了，只要它具有比较优势，那么就不需要结构调整；即使结构调整，只要沉淀成本为零，那么也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当然，如果经济能够实行增量调整的话，这种困难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增量调整并不是无条件的，一定程度的存量调整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说这种痛苦和长期性基本上不是决定于转轨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