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袁世凯窃国、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孔子“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塞绝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
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孔子的忠、孝观点是维护宗法专制制度，“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痛骂孔子为“盗丘”，说“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这些批判在当时看来不无道理，但情绪化、夸张化的言论色彩，不免使孔子形象受到严重“丑化”。
在西方历史上的三种形象
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第二种形象是“智者”。第三种形象是“完人”。
孔子思想大概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到西方的。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
第一种形象是“哲人”。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的。”利玛窦来到中国，看到读书人穿的是儒服，念的是四书五经，讨论的是孔孟之道，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信奉儒家学说并以之治理天下。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他向西方传达的结论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这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
第二种形象是“智者”。德国黑格尔虽然说过“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但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不能算是哲学家。黑格尔的理由如下：1、孔子只注重常识道德，或者说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2、孔子不懂思辨哲学。因此，“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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