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大约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只有2%的企业存活达到5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12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10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
中国的企业呢？
在自我陶醉中封闭了上千年的中国人，越发显得急功近利起来，为了丁点的个人和眼前利益，甚至可以牺牲整个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和原则——这可能是东方式信仰破灭的报复性反弹，因为在相对发达的台湾、韩国，最近几这种情形年竟然也大量出现。在这样的心态下，老板们更多得考虑是如何“变现”、如何将社会的“生米”煮成自己的“熟饭”，哪有心思和耐心去做百年企业？（当然口号还都这么喊！）除了靠垄断而畸形“常青”的大型国企，能够长久保持抢强势的企业，还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对中国民企而言，探讨企业的“死法”也许就更具有了现实意义。
没有人能够逃避死亡，但死亡却不是我们的生存目的——人生和企业都是如此！探讨企业的“死亡”问题，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导致企业“死亡”的原因有很多，剔除那些个性化的偶然原因，更重要的那些带有普遍性的、隐藏在企业文化层面上的“潜规则”。为此，曹×曾将前几年整理的一篇文章[来源于两篇网络文章，前半部分应出自《科学投资》（2003年），后半部分版本较多，未能找到原始出处（有说作者为厉以宁）]重新编发、推荐，希望对那些想活得更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的成长，有所裨益！
老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从不少民营企业家的失利中都能看到“顺境”下的阴影。史玉柱是这样，怀汉新也是这样；吴炳新是这样，胡志标也是这样。当年李嘉琛做华豫，做一个项目成一个项目。做一个木纹加工器技术，赚了18万元；做一个人造大理石技术，赚了600万元；做一个合成燃料技术，3个月仅招待各地的取经者门票就收了300万元，转让费又收了2000万元。于是李嘉琛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了，企业不但要搞发明，还要搞房地产，还要进军医药行业。于是，一个房地产赔了几百万元，一个“鞋足香”又赔了几千万元。企业几年的积蓄，在随后的一两年里败了个一干二净。李嘉琛想不明白呀，自己这么聪明的人，几乎是干什么成什么的人，怎么就做不了房地产，做不了医药业呢！最后竟逼得自己非得卖掉企业，非得再赔上自己的全部积蓄，去还银行的贷款。后来李嘉琛到北大去读书，再后来李嘉琛终于想明白了，心境也平顺了。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正在求职：“我要求的年薪是12万。但如果企业有发展前途，我也可以做司机、助理，一个月给我三四千元也行，因为打工也是一种学习。”中国搞市场经济短短的二十几年，曾经涌现过多少风光无限的企业，曾经涌现过多少风光无限的企业英雄，这些企业、这些企业英雄而今安在？企业、企业家境遇过“顺”是祸不是福，过“顺”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大敌，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一大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