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审计署审计长谢尔盖·斯捷帕申说：“从2000年开始，居民实际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0%，但公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减小，反而在继续扩大，已经达到了危险的水平”。斯捷帕申援引联邦统计局的数据说，10%最富有俄罗斯人的收入与10%最贫穷俄罗斯人的收入之间的差距，从2000年的13.9倍提高到了2006年的15.3倍，这个数据是西方发达国家相应指标的2倍多。而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的专家评估，这一差距甚至达到了30倍。特别是莫斯科，有数据显示2006年为41倍。
俄罗斯民众和舆论普遍认为，普京在反腐败方面是不成功的。普京曾表示，国家官员与普通公民之间长期存在很大隔阂，反腐败和反官僚主义是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的长期任务。但作为“长期任务”或许就意味着“容忍”和“不治理”。对于即将就职的梅德韦杰夫而言，致力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树立新总统个人威信具有意义重大。
少壮的梅德韦杰夫1987年毕业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90年毕业于该校研究生院，有法学博士头衔，从政前任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究竟能将俄罗斯从他认为的“一个法律虚无主义的国家”改造成什么样子，还有待历史实践做出回答。但是，不管他做得怎么好，都是治理污染，而不是预防污染，充其量是一个补牢好手。
对做为“普京2.0版”的梅德韦杰夫可能采取的政治措施，俄国家反腐委主席吉里尔·卡巴诺夫表示担心，他说，如果梅氏对腐败“下猛药”的话，整个俄罗斯的政治结构都有可能被压垮。因为如果梅德韦杰夫想要重塑俄罗斯法律体系的话，他势必会冒犯普京，因为普京的亲信们执掌了俄罗斯的很多重要部门，倘若要清算其中存在的贪腐情况的话，不可避免地会将他推上冲撞老上司的风口浪尖。吉里尔的这种担忧，颇有点儿像几年前针对中国的反贪腐情况所流传的一句“两难论”：如果整党就可能亡党，如果不整党就可能亡国。
俄罗斯的普京时代可以粗略类比中国的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地走出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政治路径，即明确打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资本敛聚和膨胀的效率的确是大大提高了，但是社会公平实际上只是被放在“兼”而不“顾”的低位。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了目前的0.47，突破了“贫富严重分化”的0.40国际警戒线，已经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跻身于世界贫富分化严重前三十名国家行列。到了现一代政府，严峻的贫富差距状况逼迫政府将“公平”话题摆在了重要位置，但是显然也已经是一个“后治理”时代了，当届政府能让基本民众感到欣慰的也只是做一个尽职尽责的“政治环保局”局长。
据说治理一吨生活污水的费用是提供一吨自来水的费用的三倍还多。也不知道治理政治污染的成本会比建立廉明政治的费用高出多少。
俄中几乎同时代步入不同的改革路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历史告诉我们，这轨迹不同的两条路径都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政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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