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本人就是持有卢先生批判的那类观点的人群之一。不同的是，本人从来不敢以“经济学家”自诩，仅仅是喜欢思考问题，并形成文字与大家分享的草根阶层中的一员。面对批评，在汗颜之余，感觉有至少如下三个问题需要与卢先生探讨。
首先，谁都不能否认福特以及他的“T型车”在百余年的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他所表现出的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感的品质是值得永远颂扬的。即使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他的做法都是目前99%以上的企业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但假如是在15年之后的1929年，美国遭遇资本市场的崩溃，到处是失业而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人群的时候，他在实力弱小的时候是否依然会逆市场而为，心甘情愿地以高于同行业的标准去招聘员工呢？
相信，即使他再高风亮节，都未必会做出头的椽子。
现在，次级债、美国经济衰退、能源与粮食价格高启的大环境下，与1929年的那次经济危机相比给人带来的恐慌怕仅仅一步之遥，否则美联储也不会把基本利率一降再降，也不会动用4000亿美元来救市，也不会与欧洲金融界一同对“次级债”如临大敌。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客观现实是，中国的企业偏偏在国际金融与经济遭遇寒流的时候，还要面对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客观现实，不再享受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同时再遭遇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
一份权威调研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超过14%，加之美国次贷危机仍在扩散，悲观的气氛正笼罩于中国的出口产业。纺织行业2/3的企业利润率只有0.62%，即便创造利润的1/3企业也正经历着最难熬的日子。如果这些企业陷入绝境，将危及大约1500万人的就业。相信这就不是单一的某个企业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中国相当大比例的企业还处于疲于奔命的程度。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何以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薪酬待遇，让他们消费能力有所提高呢？再说，消费能力提高未必就会为本企业甚至本企业所处的行业与产业链直接带来切实的利益回报。
其次，任何人说话都是有立场的，需要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的。
至少现在看来，任何一个因素显然都有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个时候加重企业的负担随时会使企业破产的。
如果政府放任之而不采取自救措施，将是让企业家与金融家们心寒的。假如国资企业是嫡子，民营企业是竖子，外资企业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如何看待这三个孩子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