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答：“可以！‘仁’就是讲人道，想着别人，尊重别人，就是‘爱人’、‘忠恕’、‘克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诸侯们不可私心膨胀，为所欲为，应停止相互攻杀，对人民施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不尊重别人？自己不想死，就不要让别人死！自己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就不要让别人这样！”
说到这儿，一议员问到：“请问孔先生，你想让统治者想着人民的利益，去爱别人，这不是太天真了吗？你有没有法制、制度上的保证和设计呢？”
孔子对美国人的自由提问的风格有些不习惯，楞了一下：“这---，我当时没有这么多的考虑，只是相信人的良知”。
“你们中国人对人性抱乐观的看法，与我们西方人不一样。请问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哲学和社会的发展？”自报姓名为莫利-斯坦利的议员问到。
见孔子有些窘迫，胡鱼忙替为回答：“西方人相信原罪说，认为人类的始祖违背上帝的命令，犯了罪，被逐出乐园；从此，人类堕落了。的确，与这种‘人性恶’的看法正相反，我们中国人大多相信‘人性善’。孔先生的仁义、孟先生的仁政即基于此。孟子还说人人皆有四善端，由此而发展成仁、义、礼、智‘四德’，王阳明则说人人皆有良知，良知是心的本体。只有荀子的观点相反，他有类似于西方人的思想，而不代表中国思想的主流。中国的老百姓一般都是乐观主义者，汲汲于现世的功名利禄、当官发财、吃喝享受，由此形成了所谓‘乐观感性’的中国文化，这与悲剧性的西方文化也不同。有人认为没有悲剧的文化是浅薄的，这如果指世俗文化是对的，但如果指哲学则可商榷。中国禅宗将印度佛教的渐修、悲观主义变成了顿悟、乐观主义，变成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这反映了国民性对哲学的巨大影响，无所谓好坏。不过，性善说对社会的影响则流弊甚大。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都寄希望于统治者、官员、领导人能公而忘私、自我克制、自觉‘为人民服务’，寄希望于出现‘清官’、好官，结果希望往往落空，这不象你们西方人因为认识到人性恶、承认人的自私，所以致力于以制度制衡权力，以法律约束个人”。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