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听到这儿，解释说：“我就反对子产铸刑鼎。以强制措施对付人那有以仁义礼教顺化人来得高明！我再谈谈什么是‘礼’吧。‘礼’就是道德规范、社会秩序。要实行礼治，首先应‘正名’，即各种社会关系都要符合它的称号，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样，臣要像臣样，父要像父样，子要像子样。否则，天下就大乱了。我所处的春秋时期就是礼崩乐坏的大乱时期，那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周礼被践踏，‘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极力主张恢复礼教，‘齐之以礼’。礼教的目标是达到社会之‘和’，这是‘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状态。‘和’的社会极致便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讲到这儿，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刚才还在想：这些老外，一定把我当作人治、专制之祖了，所以不肯拍巴掌。
听到了鼓励声， 孔子的精神振奋起来了，提高嗓门道：“为了达到社会之礼，对人民进行教化，我主张‘有教无类’、大力普及社会教育；我认为各阶层人民皆有接受教育的权力，这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科举使平民可能成为贵族，贵族子弟不学习也可能成为平民，这样的贵族与平民的双向流动，避免了社会分化，巩固了封建制度，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原因之一。在你们西方和日本却只有贵族有权接受教育，贵族与平民之间以及印度不同的种姓之间都是难以变更地位的”。
“可是，中国的科举考试只重理论不重实际、重视引经据典、八股文章，形成不实之风，扼杀了人们的创造力”，旁听的‘中国通’斯兰普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