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孟子的性善说，我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皆‘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也就是都有求利求乐的天性。不过，人还有理性，可以使人由恶变善。可见，我不是低估了人，而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文化、价值都是来源于后天的创造，即‘涂之人可以为禹！’
在治国方面，针对先师孔子鄙视法治、流于人治之弊，我提出‘治之经，礼与刑’，即思想教育与法律约束相结合；针对孔子复辟旧礼的落后性，我提出采纳反映时代的新礼。在认识论方面，针对老、庄的感性主义、孔、墨的经验主义之失，我提出理性思维和认识与实践互动的重要性。
可惜的是，中国两千年来走了一条与我的主张相反的错误道路，天人合一、性善说、人治、感性主义、经验主义等神秘主义成为民族思想的主流。中国国民性和深层的民族文化选择了孔、孟、老、庄，反过来，孔、孟、老、庄又加强了‘东方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在中国的诞生。”
荀子的演说也刊载在中国国内的报纸上，引起广泛的讨论。有人说：荀子也“不求知天”，现在却美化自己；还有人说：荀子主张“正名”、“别贵贱”，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到了汉城之后，对韩人在服装、礼俗、伦理孝道等方面与汉朝人的类似大感兴趣，忘乎所以，以为回到了从前，竟写起新“贤良对策”来。写毕，他要求面见“皇帝”，韩国总统礼貌性地接见了他，收下折子，交给了《韩国日报》，报纸刊出，舆论大哗，纷纷指责董子要“开历史倒车”。董氏抱头鼠窜，回到了中国。
董子的“对策”为：
“陛下圣明，复我道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我观天象，星位异常，天人感应，国或有灾。此时，不可触怒上天，逆天意而行。应摈弃西方猥琐之言行、自由之主张，恢复传统之道德、一统之秩序，否则，将遭天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今旱水之灾、金融危机，即天之警告，大灾尚作虎视矣。祈颁诏严行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之三纲，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整肃财货，强君抑民，操掌轻重之势，杀正商贾之利，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使民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如此，可消灾弥祸，趋于大同之世。”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