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世界文明走向未来

　　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具体的行动准则。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样一些制度范畴不仅是人类获取自尊、独立和富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福利的组成部分。可以更决绝的说，这些制度范畴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我们承认，这些制度范畴要成为现实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当这些历史条件还不具备时，一个民族的制度可以是不自由、不民主的，甚至是奴役性的，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幸在生存竞争中延续下来，就必须创造历史条件，最终告别不自由、不公正、不民主与不和谐的制度，而选择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的制度。一定的历史条件正是民族特色发生和政治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和人类文明结缘、愿意承担历史责任的政党不能迁就自己特色的消极方面，而应积极创造条件，开掘自己的社会资源，果敢拥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以更快的步伐走向文明未来。

　　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在实践上主要是两个互相渗透的制度体系，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它们一个主宰可（货币）交易的领域，另一个主宰不可（货币）交易的领域。中国人有四大发明，而西方人有复式簿记、股份公司制度、保险制度、专利保护制度和财产权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发明，这些基础制度发明的意义决不亚于我们的技术发明。由这些基础制度才支撑了它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家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改革的目标指向实际上是这两个制度的复合体。

　　有人说中国人在秦始皇之后就创立了市场经济制度，理由是说中国从那时候起就有了生产要素的自由交易。我不敢相信这个话。中国历史上的私人财产权从来是弱权利，而官员权利从来是强权利。官权对民财的剥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人身依附关系的核心内容。某些历史时期中国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并不是交易的结果，而是强权兼并的结果。与其说中国早有市场经济，不如说早有官场经济。

　　建立市场经济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尽管对市场经济的理论演绎来自西方，但西方人真正相信市场经济的魔力并在公共领域适应市场经济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们为学会适应市场经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不是市场经济的后果，而是反市场经济的后果。

　　以远低于西方成本来学习并适应市场经济，既是人类文明扩张带给我们的机遇，也是中国人智慧与勤劳的报酬。我们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幸运得多。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尽管宣称自己已经加入了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但可能连一个像样的电焊工也培养不出来，几乎不能生产出可贸易的工业品；他们有一纸民主政治的宪法，但却陷入部落流血冲突不能自拔，枪支弹药成了政治家登堂入室的选票。我们成了幸运者。至于市场经济，我们不仅接受了世界通行的自由贸易规则，还成了影响世界市场的贸易大国；至于社会主义，我们将赋予其灵魂的民主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