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社会保障实现了“多元化”。过去，我国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对职工的社会保障实行统包统揽，福利支出采取现收现付、实报实销办法，已经到了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的地步，也使劳动者缺乏自我保障意识和责任。从国际上看，降低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相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责任，乃是当今世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个主流倾向和基本态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中的“高福利”政策，使一些西方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然而，尽管这些国家认识到了改革的出路所在，但原有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比较长，受所谓“福利刚性”（任何形式的社会福利，都是增加容易、减少难）的影响，改革的阻力很大，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制度调整，只能作一些局部的修补和校正，因而危机尚存。这是一个教训，必须引以为戒。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社会保障的水平应当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特别是应使政府和单位的社会保障负担能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是保持企业竞争力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活力的必然选择。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变了政府兜底、单位负责的“福利”保障模式，社会保障责任在政府、单位和个人之间进行了合理的分摊，资金筹集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化。这既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也有利于社会保障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改革也强调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适应不同层次的需求，增加新制度的弹性和适应性。
三是社会保障实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现出明显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特征。通过制度创新，在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中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基金模式，这在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尝试，体现了“中国特色”。建立个人账户的主要目的，是引入个人激励机制，强调效率因素。在“统账结合”模式下，保障待遇与“贡献”挂钩而不是与“身份”挂钩，注重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公平与效益的统一。这就打破社会保障中的平均主义倾向，有利于建立起调动职工个人缴费积极性和促进职工勤奋工作的内在激励机制，有利于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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