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明确“农民工”和城市其他职工一样，都是劳动者，理应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其称谓“名不正，言不顺”，地位卑微，难以融入城市，在人们眼里他们是最弱势的群体的代表，没有享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
探其地位卑微的根源来自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歧视意识，导致在名称称谓上也自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这些带有主观色彩的歧视性用语导致“农民工”身份的贬值，身份的歧视。像济南农民工参保医院单列惹争议事件就是例证，类似状况在其他城市也屡见不鲜。例如，在北京街头有些执法者对待商贩的态度，就不同于“坐地户”的态度。常在北京麦子店、东八里庄等地目睹到城管大队的个别公职人员以违规为名对做小买卖的“外来务工人员”强行没收货物，且不给任何没收收据凭证等霸道行为，也经常会看到小商贩们稍有争辩则会遭到城管大队个别不冷静者的拳打脚踢的野蛮场面。
自古社会分工的不同，人划出不同阶层和三六九等。官与民对，民伴官生；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商行于市，卿治于府……但除了奴隶社会中身份、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和地位永恒不变，其它任何社会劳动者的属性、身份会时而变化也。
眼下“农民工”一词的出笼是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其概念存在语法和词义的错误并带有明显的歧视含义[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多次探讨、指出和呼吁过]，那么如果像现在这样把农民进城做工有区于其他劳动者冠以“农民工”的头衔，由此看来，那么我们城里的工人下乡种田是否该叫“工人农”了呢？岂不贻笑大方吗？
建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许多文件已经规定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都是劳动者只是分工不同，然而在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今天，一些拿科研费度日子的专家们却发明了一个词不达意“农民工”的概念，等于给社会问题的解决泼上冷水，给政府的决策提供错误的引导。工转兵、兵转农、农转学、学转商……等等在任何国家、社会都属于正常的职业转换，进哪家的庙自然就入了那家的门、就念那家的经。入佛门、入道门纯属个人自愿选择，何必再对此划分归类，来个身份鉴定啊。如此看来，是否还要为此去查五代做个界定，看看其老祖宗的身份是老地主、还是老雇农出身呢？这都是文革政审的遗风在一些学者身上的复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