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几年我们有的文件、领导讲话，一些新闻用语常会出现“农民意识”、“小农思想”、“农民食品”、“打工者”等带有明显歧视性用语。这些歧视性用语在生活中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歧视性称谓用语不改，政策法规再多，也难从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卑微的“草根阶层”位置就会持久存在。
词语是一种文化现象，带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含有某种成见、偏见或歧视意义的用语不是先进文化的理念用词的体现，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据悉，在海外一些组织用语是很讲究的。如美联社，在它供内部人员参考的手册中就主张“俚语以少用为妙”。那些歧视性、侮辱性的俚语，像称警察为cops，称水手为gobs，称意大利人为wops等用语更是严禁使用。在西方国家，由于用语不慎而招致麻烦的媒介行为也时而有之。如，在女权运动的促进下，越来越多的媒体将过去男性中心意识较强的词汇改为中性的了，如以chairperson代替chairman等等。
也许中国的语言太丰富，眨眼功夫就会编出一大筐。看，一会儿称“打工”、一会儿叫“打工仔”，一会喊“保姆”，一会又发明个“农民工”等等。生活中以地位名分去论高低的词汇也是司空见惯，你我平起平坐那不行，这是国人典型的虚伪本质作怪。别小看一个词的作用，词汇发明不当会给政府出难题添乱，会给社会带来许多连锁问题的反应。以上这些词语的出笼以及与其出台的相关地方法规，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权利；也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伤害了一些社会成员的尊严，不是和谐社会思想和理念的体现，应该废弃。
眼下改掉“农民工”称谓，将之与城镇职工一视同仁；通过为农民工正名，使之尽快享受到基本医疗、养老、失业保险……这是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等许多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吁。
毋庸讳言，解决“农民工”问题就要从消除歧视入手，从改称谓做起。废除“农民工”这一类带有歧视性称呼，让他们的称谓与他们从事工作的性质名实相符。以前笔者也就此问题撰文指出，农业只是一种产业，农民只是一种职业，农民这种职业的剩余劳动力即为待业，农民中的有思想、有学识、有爱好追求者，他们有权力选择不为农去寻找到自己合适的职业，可能在城市，也可能在村中其他行业。这仅仅是从农民这种职业“跳槽”到其他产业的从业者，职业决定属性和身份的称谓，不是属性决定职业。因此，去掉不合体的“农民工”的称谓，规范到与他们从事工作的性质名实相符的称谓中，可以完全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劳动法》是一部广义法律，其中也包括国家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国无二法，既然敢承认“农民工”属于劳动者，难道还要去制定一部《劳动二法》吗？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已经抛弃了许多旧时社会对妇女“男尊女卑”、“丫鬟”、“臭娘们”、“贱人”、“婊子”、“褥子”、“寡妇脸”等成见、偏见或歧视性用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同样带有歧视性的“农民工”一词还要用多久？
名正才能言顺，还给“农民工”本来的面目和给其合体的称谓，职能部门才能真正解决在维权、服务等方面面临的棘手问题。称谓变了，身份也会自然变化，不仅给政府精兵简政了，给财政节约了科研、送温暖等额外开支了，也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和谐、社会分工带来了春天，何乐而不为呢？
笔者多次呼吁，“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之道，根本在于取消户籍限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实行全国统筹一致的社保体系，禁止不合理的地方“土政策”的泛滥，依法办事，真正从制度上保障包括农村在内所有劳动者的各项政治和经济权利，才能从根本解决不合理的地方法规制造出的 “农民工”问题和现象。
笔者早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农民工”一词就会失去其社会意义。（艾君/文，2006年11月21日于天为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