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应管制具体价格，而应管理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
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2008年的一个主要的政策课题。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个货币现象，本应以货币政策应对，但近期市场上看到的，却是不断升级的行政调控。
例如，政府要求保持化肥价格的稳定，确因成本上升需调整的，必须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同时又宣布，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生活必需品实行生产企业的提价申报制，以及批发、零售企业的调价备案制。
为自己的产品定价，本是企业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对于这一点，相信社会上不存任何误解，似无必要再费笔墨进行论证。需要引起注意的，倒是行政管制价格的违法嫌疑。我们不知道哪条法律赋予了政府审批价格的权力，也不知提价申报制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不能给予说明，价格管制就构成明显的侵权行为。
历史上，市场经济国家仅在战争等非常时期实行过大规模的价格管制。即便在紧急状态下，政府也必须遵循法律程序，从立法部门得到授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执行正常情况下所没有的一些特殊职能。
如果政府无权干预企业的定价，是否可以号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通货膨胀时期自觉保持价格的稳定？对于这个问题，弗里德曼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如果企业的股东一致同意不涨价，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社会作贡献，毫无疑问，这些股东应当受到褒奖。但他们既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也没有道德的压力非这样做不可，毕竟企业不是慈善机构。
至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道义谴责，在法律上本无任何意义，而类似传统戏曲中的手法，贴上一个白脸就是奸臣奸商，行政部门就有了兴师问罪的由头。什么叫“囤积居奇”？如同炒股票者，价格未涨到心理价位时当然捂着不卖，追求利润何错之有？如果股票可以囤积，为什么消费品和土地不能囤积？股市上也常见众多的投资者追捧少数几只股票，推动股价一路上升，对此，莫非也要按照“哄抬物价”治罪？
若真要打击“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必须先在法律上给出严格的定义，道德标准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况且逐利行为未必就是不道德的。
撇开法理和伦理不谈，就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而言，价格管制无异于火上浇油。一方面，企业的成本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产品价格因行政管制而无法上调，预期利润率下降，企业会选择减少产出或者干脆停产，市场上的供应短缺进一步恶化，价格管制增加而不是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