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观钱穆先生的《国史新论》，其中有文论及到《中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是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这一特点始于战国，以史为证，不妨再因钱穆先生的话。
孔门弟子，如子路治兵，冉求理财，公西华办外交，皆有专长，但为知识界共同推尊蔚成风气者，却不是他们，孔子所特别欣赏者，则为颜渊，然颜渊不像是一个专才。当时知识界所追求，仍是关涉整个人文社会之全体性，换言之，他们都有一超越政治的立场，使他们和现实政治有时合不拢。纵使“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孔子、墨子始终没有陷入政治圈内，常以不合自己理想条件，而从实际政治中抽身退出，再来从事讲学著书。但他们在内心想望中，仍不放弃政治，仍盼望终有一天他们的理想能在政治上实现。此种态度，即庄周、老聃亦不免。一言以蔽之，他们一样热望有一个理想政府与理想的政治领袖出现。
根据帕森斯的功能论，可以这么认为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释外在世界，自然总是倾向于怀疑与批判，他的想法和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有差距，毕竟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完毕无瑕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
由于知识分子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因此，他与政治权威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知识分子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持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政治权威也不喜欢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权威受到怀疑和批判。就这点说，知识分子又具有同政治权威疏离的倾向。此时，可以借用社会学术语，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尚未结盟。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近些年来，国家诸大媒体大肆宣传公共知识分子，或许缘于此之意义。
自隋唐开科举以来，“开科取士，学而仕则优”，披着知识分子之衣，进入政治领域成为最常见的一条捷径，甚至是必经之路。
时下中国，干部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更是为知识分子入仕提供了良机。同时，关注时政的人士也会发现，在愈演愈烈的中国官场腐败潮中，腐败分子的“高学历”和“年轻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具体而言，学历方面，从低文化发展到大专文化，进而发展到本科，发展到研究生；年龄方面，从退休前大捞一把的“59岁现象”，发展到年富力强的“39岁现象”，发展到提拔前的“35岁现象”，进而发展到“新官上任”的“26岁现象”。
再看看那些“坚守”在已不再清贫的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不甘寂寞，玩起了学术腐败，科学研究不讲科学精神，假研究、假数据、假论证、假成果纷纷出笼，谓之腐败；学术工作者，如一些教授、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学术团体负责人等等不懂学术，“外行领导内行”，斯文扫地，谓之腐败；学位论文大肆抄袭，学位廉价出售给巨贾高官，一些相当著名的大学不以为错，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改革开放”精神的体现，这真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极为严重的学术腐败的行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人戏称，最可恶，莫过于知识分子（在这里，是指披着知识分子的外衣之徒，如若全盘否定，势必伤害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天下政策莫不出于他们之手，深知其中利弊的他们，又有几个为天下苍生计。政策既出，再看诸位“大家”、“大师”粉墨登场，以其所长，解说的头头是道。
曾被热炒的“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代言之风波，在近几年来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然而为一己之利益，出卖学术道德的，又何止“经济学”一家也，中国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可其铁肩以担道义哉？
参考：
钱穆所著《国史新论.》，中国知识分子篇
余英时所著《中国知识分子论》
百度·百科，知识分子栏目
腾迅财经《财经天下评》中谁败坏了经济学家的名声篇
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中国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