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这次，因为奥运这个中国的软柿子，被他们拿捏到了。在这里我无意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民主制度的演变做探讨，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江泽民任上，西方世界都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削弱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个大国国力快速上升，必然牵动牌局上的整个局面甚至导致多方权力失衡。为了平衡牌局，通过改变结盟方式和改变双边关系中的距离感来到达彼消此长，通常是有效的手段。
说中国近年国力的快速上升影响西方世界的情绪和导致某些人的失落感，相信不完全是虚构的故事。对中国新的战略利益政治游戏，其实早已展开。
300多年前，法国的Richelieu大主教摒弃宗教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为轴，开拓现代外交手段，已经成为后世学习效仿以达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对手利益的最小化的标准：一个“零和”游戏的另一表达方式。从过去法、英、德、美的分别崛起过程看，他的这种实用手法只不过被冠以不同的学术名词而已，人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过去几百年甚至更久历史上不变的实用经典会在21世纪突然无影无踪。在英国辉煌的19世纪，英国首相Palmerston明言“对英国而言，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各国权力的平衡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在德国国力起飞的Bismarck时期，他通过“现实政治”理论平衡周边列强。
将利益包装得最好的还是美国，在自由女神和普世真理的旗帜下，多少年来她合纵连横并重拳出击各个潜在的对手。其核心着力点是政治战略利益的杠杆效应，表现形式却是意识形态上的大是大非和对真理的辩论。当年苏联冒进，于是我们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我们的反共产主义者却和苏联的的政治战略利益上的对手如中国讨论俄国过去3个世纪中的扩张主义问题，比如在1969年珍宝岛冲突中，美国整个舆论还是政界观点都毫不犹豫的站在与之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一边。而等到日本在上世纪8、90年代开始冒尖时，在日本胆敢对其说不的时候，就和中国韩国等一起讨论反省“二战”等历史问题。到如今，中国刚开始上升之时，民主自由牌——西藏牌终于被摊了出来。
基辛格博士曾经说过，在列强纷争的19世纪中老百姓对自己国家利益理解得最好的是英帝国岛国的臣民，他们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理解英国政府在欧洲大陆列强争霸中总是站在弱者一边抑制快要冒尖的霸主，而且他们总能理解这么做不容易却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而到了今天，西方世界在具体的利益目前的确还各怀鬼胎，但在长期的冷战意识下，却也练就了所谓的CollectiveSecurity，这种所谓的CollectiveSecurity，渊源可以追溯到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府的集体反省，本来以防止未来的世界性战争，它的概念假设是，没有外在国家胆敢与任一参与国为敌，而任何参与国也会信守承诺，对破坏和平之国家施加惩罚。各国的各怀鬼胎虽然没能制止二次世界大战，不过西方精英们的设计使得今天的西方世界通过北约成为集体安全团体，成员国之间的精英们在对他们无关痛痒和有利他们利益的一些事情上尽量自觉地保持一致。包括了他们对国家利益理解。在他们对别国指点的同时，不管媒体还是百姓都绝口不提殖民主义对其他民族的危害以及他们对整个世界的掠夺。
综上述，我们可以说的是萨科甚至说整个的西方世界真正在输出的是他们自己的政治战略利益，而不是他们口口声声挂在嘴上的价值，价值大旗，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偷运战略利益的幌子而已。也就是说，西方世界以战略利益决定民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