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种类的增加，将不断收窄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这将弱化货币政策效力。另一方面，脱媒固然有强化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渠道、利率渠道和汇率渠道传导效率的作用，但是，在利率等“价格”手段不能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尚难以有效地利用这些传导渠道。总之，直接融资的不断发展，将使得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严重阻塞。
4.脱媒是“凤凰涅槃”
在世界各国金融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曾发生过脱媒现象。例如，美国作为一个直接融资最为发达的国家，由于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曾经设定了严格的界限，在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到1999年的长达30年的时期中，也曾经历过全面、持久的脱媒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居民储蓄存款减少和企业对银行贷款依赖度下降的情况持续发生，致使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基于此，银行业不良资产增加，银行破产数量急剧上升，专责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储贷协会也发生了多次大范围的危机。面对此状，美国甚至出现了“银行是20世纪的恐龙”的悲观说法。
在这30年中，美国货币当局的应对之策经历了明显相反的方向性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当局的应对举措主要是“反脱媒”，即想方设法将资金从市场上吸引回银行体系中去。然而，实践显示：这样做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危害了金融现代化的进程，致使美国经济长期处于比德国和日本相对落后的境地。
80年代中期之后，鉴于脱媒愈演愈烈，美国货币当局改变了思路，其应对之策也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当局一反在金融业中实行严格分业的传统，逐渐致力于“打通”银行和市场间的联系通道，日益模糊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界限。直至上个世纪末，以实行混业经营为主旨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获得通过和实施，美国才最终摆脱了脱媒的困扰，基于这个新的金融体系，美国重新获得了在金融业中世界领先的地位。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通常都会经过一个脱媒的过程。这个过程固然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冲击，但更是一个“凤凰涅槃”——通过最终打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界限，实行金融混业经营，金融体系才能实现现代化。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在推行发展直接融资战略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允许金融混业过程的展开。这使得中国可能避免其他国家在严格分业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同时产生脱媒）所带来的问题。依此来看，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发展目前正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
5.中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方案
面对这个可能延续甚久、涉及面广，而且高度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显然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综合、系统、全面，且能够协调各有关部门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方案。
这个方案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全面加强和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由此为各类机构和金融市场创造一个真正市场化运作、能够展开有效竞争的制度基础。
第二，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在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形成分工和职责明确、协调统一的功能监管框架。在此基础上，强化以资本充足和管理风险为核心的监管框架，构建着眼于金融稳定的“金融安全网”。
第三，进一步放松国内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其中，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展面向市场的金融创新，鼓励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衍生产品，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是最重要的内容。
第四，银行体系应全面改变其传统经营模式。其中，全面提高其资产负债的可交易性，努力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以理财产品为基础，全面扩大表外业务，增加金融服务，减少对利息收益的依赖；充分运用资本市场机制来进行战略调整（绝非是信贷资金入市）等等，具有关键意义。
第五，为了有效吸收从银行体系中释放出以及因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断产生的充裕流动性，必须迅速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创造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增加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不断开拓可供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体系。
第六，货币当局应加快改革，尽快形成使得货币政策工具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和体制基础。鉴于以控制货币供应为核心的货币政策范式已日益劳而无功，应积极研究当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最佳实践（例如，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努力创造条件，转变现行的货币政策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