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中国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
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都继续给以适当的安排……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周恩来选集》下卷162、166页）这实在是当时中国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也是现在中国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在此有必要指出，上引周恩来两段话，我所看到的相关文章，人们只引用第一段话，不引第二段话，第一段话也未引全，而是删去了前半句。这样的简单化处理是很不妥当的。因为第一段话是针对着“包下来”的旧时代知识分子讲的，其中着重是讲高级知识分子。后一段话才是包括了新社会培养的大量知识分子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两者的知识分子整体。
周恩来这些看法的重要之处在于，这是从分析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进程得出的结论。他先讲历史，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演变，包括“包下来”的旧时代知识分子从新中国建立至1956年初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上引第一段话则是结论。然后进一步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上面引用的第二段话实际也是结论，并且是把着眼点放在知识分子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社会进步的基础发展生产的关系上，这尤其重要。
后来的事实是，周恩来上述清醒而重要的认识，并未为毛泽东所认同。此后施行的经济、政治及其他重要的社会政策，也并未体现出这样的认识。就周恩来本人讲，他有关知识分子的难以计数的具体行动，充分表明是一直坚持了自己的上述认识的。
人所共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总的讲是被归于另类，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是明显低于当时一般体力劳动者的。另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体力劳动者使用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并未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很难有提供复杂劳动的机会。之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是由于对社会现状认识的重大失误，引导出了狭隘的社会政策，最终形成了很大程度上畸形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