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普及的贡献是最大限度的训练了人的理性思维，超脱了感性对人性的主导与纠缠。西方人的思维是法——理——情，中国人的思维是情——理——法。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重视人情关系，重视家庭、宗族、本土是众所周知的。
中国古人从整体和宏观角度认识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根是《易经》，其阴阳辩证思维的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武器，这个武器到汉代就已经初步成熟，后来的有识之士只是在前人的框架下做完善，认识世界的整体视角没有创新，尤其是忽略了从微观角度认识整体中的部分，把部分中的学问明确化，学问流于笼统、模糊，动不动就是些烦人的大道理，到了明清时代中国的文化趋于落幕与封闭。
其间也有科学的萌芽，就是墨家，墨家集团成员主要来自农民、木工和瓦匠之类的劳工人士，与儒道的形而上不同，墨家人在生产实践中不仅要知道怎么做，而且要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所谓“巧传求其故”，在墨家的经典里已经诞生了分解、逻辑、实践论证的思想，可惜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就边缘化了、衰落了。
二、人性本善与本恶
西方基督教的主流文化认为人性本恶，人有“原罪”，因此需要后天的强有力的教化，摆脱原罪，另外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本性自私，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公共的政治权力如果授予个人而不加限制，会产生极权、独裁与专制的不良后果，因此要对强权加以限制，西方思想家认为不加限制的政府是个恶棍，人与政府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把强权进行分化，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让强权为个人服务，保证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这种人性本恶的认识，却导向了对强权的限制，产生了民主共和，避免的权力私有之后的人性之贪婪、懒惰、任性、虚伪、自大等丑恶面，极大的释放了个人的潜力和智慧，生产力开始飞速发展，恶之花结出了善之果。
而中国以儒释道为主导的文化，一致认为人性本善，人在后天的恶性只不过是偏离了人性本善，只需要道德教化加以纠正就可以了，而且缺乏对政治权力的进行限制的认识，儒家传统文化对与政治权力私有之后，特权者人性之贪婪、懒惰、任性、虚伪、自大等丑恶一面无能为力。“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是正确，个人作恶还有法可治，但朝廷的特权者作恶，儒家就只能靠士大夫苦苦规劝、无力的教化了。文化沦为特权者服务，成为忽悠、奴役百姓的工具。个人的潜力和智慧被长期压抑，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善之花结出了恶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