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形成的多元货币体系的局面中，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心货币，国际范围内的贸易争端和货币危机将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存在，直至世界统一货币的形成。
三、人民币的对策
一本《货币战争》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
多元货币体系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汇率动荡根源于世界经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和流通秩序的调整。人民币必须具有保证本国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能力。
我认为，货币危机根源于本国财富创造和流通的不平衡，同样，国际间汇率的波动也根源于国与国间财富创造与流通的不平衡性。按着马克思对于货币职能的揭示，货币作为商品与劳务的价值（价格）符号是同社会物资财富的。货币发挥职能的基础永远是社会商品与劳务的供需关系。
人民币必须在世界多元货币体系下找到正确的应对战略和方法。一方面，人民币不应一味迫于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压力而被迫升值；另一方面，人民币又必须防止全面的信用危机和金融系统支付危机的发生。
可以这样看，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危机在本国已经发生。货币发行的增加同经济增长的速度成正比。从中国目前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判断，一场货币信用危机是迟早要爆发的事情。只是现在我们还不易判断危机爆发的时间点和具体表现。就中国国内经济运行来说，在金融系统内部，工商企业的货币供应关系已经由国有银行转移为股票市场。当然，虽然股票市场的市值已经同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但股票市场的作用还没有能够超过银行间接融资的能力。
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实体经济同货币体制间的巨大不平衡现象，将是人民币危机的内部根源。我认为，中国国内经济政策的重点仍然是调整实体经济的组织系统，而发达的制造业体系是能够帮助中国克服和避免货币危机的基础，因此，可以认为，没有发达的、健康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就不仅不能够避免货币危机，甚至存在整体社会危机的可能性。
人民币的政策导向必须从重点支持第三产业的思路中重新回到以重点支持和完善我国的制造业体系的思路上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政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业的利益，也对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然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是凭空的，它需要坚实的制造业基础。
政府在协调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关系时，必须着眼于制造业的优先发展。因为群众的吃、穿、住、行质量的提高首先是由制造业承担的。从根本上说，人民币的稳定取决于中国制造和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世界经济中的水平。目前，中国制造面临着一场全球性的信任危机，同时，国内经济存在着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的不平衡：一是城乡经济体发展的不平衡；二是在经济改革以来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就业问题，两者都严重威胁到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而金融领域同时积累了太多的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因此，人民币稳定主要有赖于国内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对于中国，应该说，货币在平衡分配方面的职能比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更加重要。因此，在中国，把货币首先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或者资本力量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的。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对劳动力的有效组织两个方面。所以，人民币在国民生产体系中所担负的分配职能越来越显现的重要。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必须把分配制度的创新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而且，不仅对于中国，就世界范围来看，货币的根本作用也正在发生转移，由作为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向着国民分配职能的方向转型。因为从20世纪60—70年代科技革命发生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已经成为科学技术、信息、文化教育等因素。货币在经济发展和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弱化。因此，在这样的趋势下，人民币必须在发挥刺激经济发展的资本的作用与发挥公平分配的职能两个方面平衡。
我国人民币的流通体系虽然存在极大的不平衡现象，但在体制方面基本上得到了完善。商业银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育在短时间内成熟起来。不过，我国的金融体系面临着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双重压力。人民币同国内实体经济的平衡以及与世界金融市场的接轨需要中央政府的全力协调，我的看法是：1、让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停下来，2、迅速制订以重点支持制造业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金融政策，3、采取低利率的信贷政策而不是一味盲目提高利率，4、进行人民币流通体制与资产价格的重新定位，5、进行货币经营的商业化和汇率机制的一揽子改革，6、建立国家支配的独立于货币商业化之外的分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创新人民币的分配机制，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政策的重点，人民币的流通体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设计和改革，到现在基本确立了比较完备的框架体系，但是，人民币对社会成员的分配与保障职能却存在极不完善的方面，并且需要迫切的建立起来。
没有任何固定的灵丹妙药可以一下子解决中国经济和人民币面临的问题。同时，应该认识到，货币问题不是一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和基础，经济政策必须在调整劳动组织和提高生产方式水平上找到现实的方法。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经济政策却存在着许多主观主义的倾向，这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徐国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