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商帮里面，如果来引领中国的目前的商业群体，或者说在商业部落中，能够重新绽放出他们这种璀璨的光辉的话，我想一时半载，恐怕10年都不太容易，我想不说多，这个差距至少是10年。
我们再看新晋商代表的感受。李彦宏，对大家称他为新晋商的代表，“感觉压力非常大”。李彦宏坦言对晋商所知不多，他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应该有更多新的东西。“我从高中离开山西后，在北京学习，后来又到美国，我吸收了很多很好外来的东西。”他认为晋商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山西的企业家应该在继承明清时代晋商优良传统的同时，吸收外界更多优秀的东西，从而形成新一代的晋商群体。
这，正如俞文勤所言：恐怕十年都不够。
前文提到，晋商不死那是不可能的，是因为晋商的文化出了问题。同样，新晋商十年不可能成气候，也是文化出了问题。
在一篇题为《世纪末的山西》的文章里，作者老牧就提到了这个观点：
三晋文化处于我国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带，因而积淀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素养，在一段时间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这使它能够以黄土大地般浑厚而广阔的襟怀，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吸收、融合，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三晋文化的发展。
纵观中华历史的进程，山西的兴衰基本上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同步的。在这过程中有三次相对的高潮。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曾是七霸之一，这时候以法家为主体的三晋文化是一个个性比较突出的独特的文化形态，在瑰玮璀璨的中华古文化总根系中，三晋文化占据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第二次是在盛唐，这时候山西是以文艺为其特征，出了许多大文学家诗人，有唐代著名诗人王勃、王之涣、王维、白居易，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改革家柳宗元；第三次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达到顶峰的明清，这时候山西是以经济世俗为其特征，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商业之繁盛。
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三晋文化逐渐由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融入整个中华文化之中，也由精神文化逐渐向世俗文化跌落，从而也渐渐失去了代表我们文化活力的部分。山西的衰落首先是文化的衰落，清代以后山西在全国文化学识上能提起来的只有傅山一人。就是辉煌一时的山西商人，“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少精神的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于抵达人生的大安详。”
没有一定的思想理念作先导，又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断后，山西商人渐渐成了一群无头的苍蝇。山西商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由于没有文化上的支撑，他们只能躲在历史的角落里。我自认为读书不算太少，但知道山西商人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比晋邦商人势力小得多的徽邦商人，由于文化上的优势，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则远远胜于晋邦商人。
近代的山西能在全国的大舞台上长袖善舞的很少，能在中华文化思想史的天空上闪耀的几乎没有。土皇帝阎锡山曾在山西几十年，且不说他的功过是非，为了隔绝山西与外界修的窄轨火车足以贻笑千古。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历史的前半期，山西是个胡化严重的地区，胡人强悍孔武挠勇善战。阎锡山的兵被人讥为“丢枪不丢醋葫芦”，以古较今，山西兵的战斗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山西解放后出了那么多的劳模，都是第一线的工人农民。作为劳动者他们表现了少有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但要作为一个省的代表，特别要作为山西人这一族群的代言人，他们并不合适，缺少太多的知识修养文化背景，更缺少开启未来的胆略和统领全局的气魄。
三晋文化脱离了优势文化，走向衰落是必然的。这里有两重意义，一是我们文化再没有优胜劣汰的优势，其次是我们族群的代表已不是最优秀的精英。失去了优势文化，也就失去奋发进取的精神，甚至失去了我们应有的自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文化衰落的时候，新晋商崛起哪里来的营养？而这种文化的给养，岂止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