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从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向制度依赖性的社会发生转变的过程。只是这种转变的发生在时间上已经很晚，在动机上亦非主动。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应该说，还只有表面的功夫，并不见实质的进展。中国所谓有文化的人很多也还停留在文化的初级反思层面，尚不能洞察文化背后的制度诱因。所以，中国式的忧国忧民倾向于体现一种不健康的菩萨情怀或者救世主心态，这样一来，反倒是加重了文化弊端的负面效应，距离一个真正身份平等、意思自治的现代文明越来越远。文人们常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尺度来描绘或者标榜自己，殊不知这个“忧”并不是放宽视野的制度性反思，恰恰是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两“忧”充满了温情、矫情和悲情，体现了中国仁人志士的一贯品格。渉身其中的当事人时常让人扼腕叹息，又或者教人同情甚至心碎。在这种品格下，“忧民”所获得的一种居高抚下的优越感和道德自足始终不能演化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理念；“忧君”所获得的一种自我陶醉和自我安慰也终于沦落为忠君和感恩的俗套。诚所谓“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恐怕一时半会是乐不起来了。许多中国人远离天性的闷闷不乐和缺乏情趣的道貌岸然，大概与此不无关联。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中国式的忧国忧民越是被广泛颂扬，到头来一般民众就越是只晓得渴盼贤臣明君父母官的从天而降。反过来，这种渴盼又引诱和加重了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基本冲动。
如果仅靠这种高尚的情操便能治理好政府和国家的话，那我们真是无比幸运了。可惜，事实正好相反。以美妙的伦理教化来规制复杂丰富的人性，目前还没有出现过成功的先例，包括“德主刑辅”这个衍生品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断地以失败告终。人类社会组织技术的发展，原是一门极难的学问，其中牵扯到群己权界多方面的复杂关系。个体、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多样运动，在西方社会远至古希腊便已引发各种深刻的思考。即便是今天，权利边界和权力边界的争论也仍然在继续，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各个学科都在这一点上不断发力。群己关系的命题在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先生《个体的社会》一书中，被极富辩证地描述为：成形于计划，但并无计划；激发于目的，但并无目的。国家治理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并不能诉诸道德来解决，应该说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处于人的依赖性的社会，人们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凡事首当其冲是要寻求“关系”而非公正的规则。双方一旦发生争议，就算是诉诸法庭，发挥主导作用的也还是各种各样的“关系”。社会越是体现出人的依赖性，关系就越是重要。在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小至家庭成员之间，大到国家官僚阶层，为人处世的方法和技巧来得比什么都重要。在这样的社会，几乎人人都深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道理。一个再怎么纯真的理想主义青年，放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摸爬滚打三五年之后，很快便能练就一身四平八稳、圆滑世故的好本领。“做人”，而不是做事本身，成为个人成败与否的第一决定性因素。但问题的紧要处在于，这个“人”本身是充满变数的！人的喜好会变化，人的性情有不同，人事更迭也不好掌控。于是，人人好像胸有城府，人人又都危机四伏。假以历史的纵深，再来看帝国官场那些波诡云谲，明争暗斗，其实根本就没有赢家，就连皇帝或是君主本身也是最后的输家。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置身人的依赖性的社会，正好比在水中央。有诗如下：
宛在水中央
冰
原初之物
在极遥远处恍如漂移的巨山
雪落无声
一只英国管
仿佛陈述它消融的宿命
几串熟悉的音符逶迤绵延
如有风
轻飘的雪花沾上面颊
子夜的呓语企图穿凿混沌的远方
在心房一隅
安抚和侵扰销蚀了彼此的防线
水
如歌的行板
月照于溪 映于潭 沉于海
深深浅浅
有鸟兽的叫唤从幽静的林中来
惶惶然拔剑起舞
落英满地 枝叶凌乱 发也凌乱
热血把自己涌动成跳跃的旋律
在浩浩天地间孤独放歌
喧闹是水的宿命
吞噬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齐颈的刹那抽刀断水
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捆绑和伸展都已筋疲力尽
汤
最后的交响
是对落日的炫白的谄媚
还是对晨星冉冉的献礼
沸腾的火候召唤着时间的轮摆
或早或晚
青色的告白与蒸发的计谋彼此龃龉
谁愿倾听釜中咕噜的节拍
有未悔的誓言
兀自在火中坚忍地声辩
殉道者是命运派发的最后一张请柬
牵引和挟持
是一对孪生姐妹
(本文实为观后感，近期到上海话剧院看了名剧《商鞅》，不久适逢尚长荣、关栋天两位名家来上戏剧院演出京剧《廉吏于成龙》。深感中国社会与人性之痼疾，实在是祸国殃民的渊薮。于是连夜作诗成文，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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