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东欧比较上：过去东欧处在转型期阵痛时，一些国人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东欧的市场化民主化是正道，阵痛过后发展会更快，中国则回避民主化，市场化也很不够，将来会吃苦头。10多年过去，东欧渡过阵痛而进入了稳定发展，怀念旧体制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加入了欧盟的那些东欧国家，正以比西欧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老欧洲”。同时多数东欧国家属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粉红色欧洲”，在废除专制后也保留了旧体制中的一些福利因素并在欧盟民主福利国家传统的影响下有所发展。相比之下，倒是中国本来旧体制下的低福利状态在“官府卸责不限权”的改革中更加恶化，同时市场化和“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却在“只做不说”的“智慧”下不断加深。因此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今日中国比东欧更资本主义（当然并非更民主）的人越来越多。而东欧从阵痛中恢复后发展虽然加快（在欧洲算是最快），但增长速度仍然不如中国。于是过去那种关于“中国社、东欧资”的两种论调（事实判断类似，而价值判断相反）都在消退，而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专政加资本主义”战胜了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声音，则响亮起来。实际上，先于张五常，我国的内部调研中早就有这种声音。已故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深研究员、长驻波兰的郭增麟先生10年前就曾尖锐批评波兰民主化之后颁布的《劳工法》，认为该法只强调劳工权益保障而不讲劳资两利，妨碍了波兰经济的发展，云云。
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背景下，那种对东欧、印度的传统斯大林主义式的指责并未消失，反而在近两年的舆论控制中重新突出。本来从邓小平时代批判斯大林在中国就已不是禁忌（只要不批判列宁），但近两年却开始压制“批斯”，包括著名的《历史研究》在内的一些刊物都因刊登“批斯”文章而受到处理。于是斯大林主义式的“东欧、印度批判”又突然高调起来，它指责东欧、印度搞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等等。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中国景观的另一面：与“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相应，东欧和印度则因给老百姓自由而受到“左派”的批判，同时又因给老百姓福利和维护工农权益而受到“右派”批评。而两种批评显得振振有词的共同基础，就是中国当前这种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体制在“低人权优势”下实现的经济高增长。
“低人权优势” 的长远后果：对人与对己
然而我国这种“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虽然现在很风光，但隐患也不容忽视。在对国外的民主福利国家形成挑战的同时，这种模式也在中国国内形成“尺蠖效应”：“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受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